過去幾年裡，我在生活中養成了一個習慣。我無論在何處旅行，比如在美國或其他任何地方，都會隨身帶著手機。一般而言，手機已變得極為普及，因此我根本沒思考過這個習慣有何意義（除了丟失手機後感到驚慌的時候）。
但在上週，我參加了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和布盧姆中心(Blum Center)組織的一個研討會，會議的主題是發展與全球經濟。現在，我開始用全新的目光看待手機。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與援助組織工作人員、醫療部門官員和美國外交官進行討論之後，我得出了一個明確的結論：常常受到忽視的手機，不但正在改變西方社會的生活方式，而且也在改變著窮國民眾的生活。這進而產生了某種很有意思的可能性，可重新構建全球發展事業的運營方式的各個部分。
如今，新興市場國家的手機使用者已達25億左右。在菲律賓、墨西哥和南非等國，手機普及率接近100%，烏干達則為85%。這不但讓人們建立起比以往更緊密的聯絡（這具有重大的政治和商業意義），而且讓他們的活動、習慣和想法的透明度有了極大的提高。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在過去，要監控窮國民眾的狀況極其困難，尤其是在他們零零散散地分佈在廣袤區域的情況下。
想想兩年半前海地地震時發生的情況吧。地震襲來時，海地人散落在全國各地，援助機構為弄清該向哪裡提供援助而忙得四腳朝天。傳統上，他們只能通過飛臨災區上空或趕赴災區現場來查詢需要援助的人群。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和瑞典卡羅琳斯卡學院(Karolinska Institute)的一些研究人員採取了一種不同的做法：他們開始跟蹤海地人所持手機內部的SIM卡，由此判斷出手機持有人所處的位置和行動方向。正如一份聯合國(UN)報告所述，此舉幫助他們“準確地分析出了逾60萬名海地人逃離太子港之後的目的地。”後來，當海地爆發霍亂疫情時，同一批研究人員再次通過追蹤SIM卡把藥品投放到正確的地點，阻止了疫情的蔓延。
目前，援助組織不僅在追蹤那些實實在在的手機，而且也開始監控手機的使用狀況和賬單的繳付模式。如果資料突然發生變化，那可能預示著經濟困境正在加劇——這比國內生產總值(GDP)等資料要準確得多。在聯合國內部，祕書長正在推出一個名為“全球脈動”(Global Pulse)的專案，對全球每天生成的2.5艾（1艾等於10的18次方）位元組的所謂“大資料”進行篩查，其中也包括來自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媒體網站的資料。這些社交媒體網站在部分新興市場國家極其受歡迎；比如，印尼人就是地球上對Twitter最痴迷的人群之一。因此，如果聯合國（或其他機構）發現某些關鍵詞的出現頻率突然增大，就可能為某種困境提供早期預警。比如，若社交媒體提及糧食或種族衝突，那可能預示爆發了饑荒或者國內騷亂。同樣，醫療研究人員在過去幾年裡已經認識到，社交媒體上提到某地區受到感染，是對疫情流行的有效早期預警——比來自公立醫院醫生的官方警告更為及時。
意料之中的是，這種進展引發了爭議。這是因為，就像社交媒體的普及已在西方引起對侵犯隱私的大量擔憂一樣，有些觀察人士也對上述技術革命在新興市場的負面影響感到擔心。並非所有想要追蹤這些資料的人都心存善念。Facebook或許讓活動人士能向政府表達反對意見（正如在“阿拉伯之春”中那樣），但社交媒體的資料也能幫助威權政府監控民眾。企業也可利用這些資料；有些機構正在採取措施，利用這些資料為窮人制定信用分數。
但是，上述擔憂沒有束縛住聯合國的手腳。相反，前IT專家、現在負責聯合國“全球脈動”部門的羅伯特•科克帕裡克(Robert Kirkpatrick)主張，我們應當讓這2.5艾位元組“大資料”為國際共同利益服務。他渴望利用這些資料建立社交媒體版的“氣象觀測站”，考察公共辯論的風向、識別經濟趨勢並預測即將顯現的問題，造福國際社會。儘管這一想法聽起來似乎令人難以置信，可經濟學家已經能夠利用這類資訊來追蹤世界貧窮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其準確度和及時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得多。
換言之，我口袋裡那部手機的功能不僅僅在於把我和朋友們聯絡到一起。現在，手機已是人類共同體驗（以及資料庫）的一部分，這種體驗遍及全球，其深度和效力每天都在提高。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還沒有體會到其中的意義。不論你現在是坐在假日海灘邊，還是坐在乏味的辦公室裡，或是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這都是一個既發人深省又令人興奮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