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業務可以追溯到1997年，那一年，澳大利亞的IT代理公司在印度南部的班加羅爾設立了聯絡處。隨後，為了節省成本，公司撤銷了班加羅爾的聯絡處，轉而與生活在澳大利亞本土的印度人合作，有一家中介的經理這麼總結：“只有印度人才應付得了印度人”。

而IT從業者可以高度靈活就業的背後是源於這兩個事實：

第一，不同渠道的鉅額資金注入相關行業，創造了大量的工作崗位。

第二，IT行業標準是由全球性的大公司設定的，比如“微軟授權認證系統工程師”“SUN公司授權認證的 Java 程式設計師”等。這些大公司的權威性甚至超越了學歷。正因為全球通用這樣的標準，所以IT從業者可以高度跨國流動。

儘管如此，但另一方面並不樂觀：正如前面說到的，已開發國家的簽證和移民政策並不能全面開放，於是專業化中介機構的出現無疑就解決了移民政策和市場需求之間的矛盾。如果需要對勞動力解僱，由中介機構出面即可，這也幫助所在國避免了麻煩。

《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馬斯·弗裡德曼講述了他在印度外包公司中讓很多美國人都擔心的事情：因為技術的進步，尤其是因為網際網路的迅猛發展，過去那些依賴地緣和政治優勢發展的規則，正在被一種摧古拉朽的力量所擊敗。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印度年輕人，正在用飽滿的熱情，擁抱不到普通美國人1/100標準收入的幸福生活。

海德巴拉是印度安得拉邦的首府和最大的城市，被形容為“印度計算機革命的源頭”。在20世紀90年代末，分佈在全世界的印度 IT 工人中，有23%來自這裡。 IT人在海德巴拉已經成為一個特殊的精英階層。

1999年，一個新的IT畢業生可以在本地一家大公司拿到1萬盧比的月薪，而在非 IT 公司，只有頂級工程師的收入才能與之相比。IT工作意味著高額工資，在海外工作更是如此。所以，印度IT工人數量大幅增長。

IT 勞動力的生產需要長期的、大量的投資。那麼，海德巴拉的IT人是如何生產出來的呢？

培育 IT 人的環節中，出現了地主成立培訓機構、家族籌款、嫁妝資助等多種現象，這也正是印度社會本身階級、種姓和性別不平等的映照。

這其中非常值得一說的就是印度的嫁妝制度。

在中國有頗高人氣的印度明星阿米爾·汗（Aamir Khan）主持一檔關注印度“真相”的電視訪談類節目，其中一期的主題就是“鉅額的嫁妝”。

在印度本土，一個年收入只有45萬到75萬盧比（4-7萬人民幣）的印度中產階級，卻要花150萬到200萬盧比（15-20萬人民幣）為自己的孩子辦一場婚禮。根據印度很多地方的習俗，如果女方家提供的嫁妝不豐盛或是婚禮舉辦的不隆重，不光自己家沒面子，自己的女兒在婆家也會遭到歧視。女方支付嫁妝的多少，直接決定了女方婚後的家庭地位。

因此，如果一個家庭中能有一個從事IT行業的兒子，那麼他就可以為家庭帶來一筆不菲的收入（嫁妝）。在印度文化中，又尤其偏愛年輕的新娘，這痛其他的社會因素一起使得女性很難接受高等教育，而這也會以鉅額嫁妝作為補償，給到一個接受了高等教育的IT新郎所在的男方。這對女性而言無疑是一種惡性迴圈。

在這樣的背景下就形成了“有錢農家女配城裡新郎、本土新娘嫁給海外印度僑胞”的婚姻模式。

嫁妝制度就此與IT勞動力發生了複雜而緊密的關係，促進了印度IT行業勞動力的供給。

浸泡在印度基層生活的作者項飈，在全球化中看到了更加劇的“不平等”。

大量失業的IT工人、越來越沉重的嫁妝負擔、農民對子女接受IT教育打的種種算盤等等。這些原先根本無法想象的事情讓他不得不承認，這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全球化不僅加強了世界的聯絡，也重新安排，甚至是重新強化了原有社會的不平等關係。

最後

在調研過程中，很多印度IT人士都對作者表達了一個類似的看法——如果印度的總人口減少一半，而像他們這樣聰明能幹的IT 人增加一倍，那麼印度就能變得像美國一樣繁榮。

然而，他們沒有考慮到的是，作為IT精英的他們已經在獵身中和“另一半”印度人發生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無論是照顧家庭的婦女，還是低工資的體力勞動者，又或者是傭人，這些看似不相關的人都在為精英們提供社會支援。

階級、種姓和性別的不平等，使全社會的剩餘價值被吸取到這個人數有限的精英群體中。

作者項飈希望通過本書和全球化的參與者對話，希望人們可以重新思考為什麼能在全球範圍內具備強大的競爭力。重新思考，是成功者的責任。這種意識上的轉變才是未來逐步實現更加公平公正發展的先決條件。

如果你也是IT大軍的一員，或者你也期待開啟自己的海外工作，那麼這本書將會帶領你重新思考這個全球化的世界和全球化中的我們，助你為新的開始做更完善的準備。

參考來源：

• 觀察者
  
• 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