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任安是司馬遷的朋友，曾經在獄中寫信給司馬遷，叫他利用中書令的地位“推賢進士”。司馬遷給他回了這封信。關於《報任安書》的創作時間，近代學者王國維、鄭鶴聲等人認為作於漢武帝太始四年（前93年）十一月，司馬遷五十三歲。自王國維說法提出之後，司馬遷的《年譜》信從這種說法，朱東潤主編的《中國曆代文學作品文選》、劉盼遂等主編的《中國曆代散文選》、山西大學等21所院校合編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等也都採用王國維的《報任安書》作於太始四年的說法。此外，張惟驤認為《報任安書》作於徵和三年（前90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