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助力我國經濟金融高質量發展

原標題：《數字化助力我國經濟金融高質量發展》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既遭遇前所未有的國內外新挑戰，也體現出“堅韌性”和內在潛力。近10年來，全球經濟普遍進入內生增長動力弱化的局面，相比而言，據統計2013年至2021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長6.6%，遠高於2.6%的同期世界平均增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38.6%，超過七國集團（G7）國家貢獻率的總和。近年來，在數字經濟與資料要素的加持下，黨中央推動的“數字中國”建設，為夯實經濟發展基礎和激發更多活力提供了重要“抓手”。最近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強調，“做好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數字化將成為協同促進經濟金融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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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經濟的比較優勢和發展基礎

應該說，我國作為全球少有的“巨國經濟體”，仍然有突出的比較優勢和牢固的發展基礎，具體有幾方面值得關注。

（一）我國基本構建了規模大、體系全、競爭力較強的產業體系。尤其是擁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業體系，220多種工業產品的產量居全球第一，是全球工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之一，更是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重要參與者與維護者。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也是直面新挑戰而維護和提升產業基礎優勢和應對沖擊的能力。

（二）我國市場的規模、深度和廣度也是極為突出的。“大市場”意味著龐大的經濟主體數量、豐富的市場擴充空間、交易活動的活躍性、發展“騰挪”的眾多維度。只要改變低效率、低質量、不可持續的部分，就能夠不斷把“經濟潛力”轉換為“經濟動力”。正如二十屆中央財經委第一次會議指出的，“要以系統觀念統籌謀劃人口問題，以改革創新推動人口高質量發展，把人口高質量發展同人民高品質生活緊密結合起來，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三）在全球逐漸體現出“結構性競爭優勢”。近年來，我國的綜合國力顯著提升，國際地位和話語權不斷增強，在國際事務中逐漸發揮更大作用，這要歸因於包括經濟規模、貿易、投資、技術創新等方面的影響力持續提升。如我國的數字經濟和科技產業迅速發展，在諸多領域都成為全球創新引領者之一；在低碳和綠色能源領域取得了重大進展，為全球環境保護做出了重要貢獻。歸根結底，這都是緣於我國堅持開放政策，“引進來”大量外部資源和市場需求，激發了國內經濟主體“走出去”，在全球化“互動”中實現各方共享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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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中國”建設成為

經濟發展的重要“抓手”

當然，在內外環境變化的影響下，原有的優勢因素還需進一步鞏固和最佳化，從而有效應對我國經濟面臨的“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這三重壓力。我們看到，在數字經濟與資料要素的加持下，黨中央推動的“數字中國”建設，為夯實經濟發展基礎和激發更多活力提供了重要“抓手”。

（一）以推動數實融合為主線，加強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應對供給衝擊。需要承認，原有的粗放式、要素堆積型的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需大力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

從不同層面看，一則，宏觀層面是透過推動經濟數字化轉型，改善勞動力和資本要素的質量，推動勞動生產率提升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二則，中觀層面是促進三次產業結構最佳化與效率提升，並且重構眾多行業的上中下游運營方式。三則，微觀層面則是推動市場主體的數字化創新與變革，改善企業生產函式，全面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

從不同部門看，一則，數字產業化是數字經濟的“高精尖”部分，尤其是前沿技術的戰略性新興產業，迫切需要技術迭代升級的支撐。二則，產業數字化是傳統產業經過數字技術改造，增加了新價值、形成了新業態，更是數實融合的核心地帶。三則，需強化傳統基礎設施的數字化改造，更需新型基礎設施的最佳化配置。包括以技術創新為驅動，以資訊網路為基礎，提供數字轉型、智慧升級、融合創新等方面基礎性、公共性 服務的物質工程設施。

（二）以數字經濟和數字化手段為載體，改善消費和就業，應對需求收縮。數字化全面改變了消費產品、模式和場景，為促進消費擴充了新空間。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恢復和擴大消費措施的通知》（國辦函〔2023〕70號）就提出，壯大數字消費，推進數字消費基礎設施建設。同時，穩定就業才能保障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持續增長，從而為擴大內需創造條件，數字經濟對此大有可為。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2022年版）》中，首 次標註了97個數字職業。例如，中國工業網際網路研究院釋出的報告顯示，隨著工業網際網路技術的不斷髮展，預計到2025年我國相關核心產業人才缺口數量將達約254萬人。由中國資訊經濟學會等機構聯合釋出的《2023中國數字經濟前沿：平臺與高質量充分就業》指出，我國平臺企業創造就業約2.4億，這也是數字化帶來規模經濟效應的重要體現。

（三）依託數字化打造“新開放模式”，在堅持合作交流中應對“逆全球化”。伴隨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科技脫鉤等聲浪湧現，經濟全球化下的國際合作與互依共存受到極大影響。同時，雖然在空間地理層面的經濟交流短期內可能弱化，但跨越時空約束的、龐大的數字化世界已經“撲面而來”，我國可以在其中探索諸多“新共識”。例如，已倡導提出《二十國集團數字創新合作行動計劃》，達成《金磚國家數字經濟夥伴關係框架》，釋出《攜手構建網路空間命運共同體》白皮書，正式成立了世界網際網路大會國際組織等。此外，當前全球產業鏈確實出現本土化、區域化迴歸，但數字經濟具有內在強化規模報酬遞增的特性，可以有效對沖部分產業的逆全球化。由此，在保障國家安全的基礎上大力支援數字經濟、資料要素的對外開放合作，推動國內產業的數字化升級改造，都是重要的可選項。

（四）以數字化的力量來改善“預期管理”，增強經濟發展的信心。所謂預期是指市場參與者對於宏觀政策和經濟前景的預測和期望，也是影響經濟執行的核心因素之一。當前隨著宏觀經濟不確定因素的增加，如何改善預期管理就成為重中之重。數字化工具有助於增強資訊準確性、傳播效率，因此可以被政策部門用來更加充分、精準地向公眾傳達政策意圖，避免資訊扭曲，增強市場信心。同時，數字化也有助於全面推動政務服務能力的提升。當前，全國線上政務服務體系基本建成，線上渠道更加多元、各類應用深入普及；全國各級政務資料平臺建設正有序推進，政務資料目錄體系已初步形成。數字化政務也能夠增強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升對政府政策能力的信心。

此外，黨中央也多次強調要推動“科技—產業—金融”良性迴圈，隨著數字化改變原有經濟社會發展模式，金融高質量發展同樣離不開數字化力量的加持。這既是因為數字經濟帶來了全新的金融需求，使得金融業需要進行適應性變革；也是由於金融業即為特殊的資訊處理行業，數字化引發資訊科技迭代，也對金融功能、要素、市場帶來深刻影響。

03

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的重點工作

雖然近年來我國金融創新也遭遇了風險與挑戰，但經過監管治理和政策引導，各方對於我國金融業數字化轉型仍然存有較大信心。對此，也需要重點關注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推動關鍵核心技術的突破。我國金融業應用技術的創新“百花齊放”，但在底層重大技術方面還有所不足。尤其伴隨生成型預訓練變換模型（ChatGPT）在全球的快速應用，我國也掀起了人工智慧生成內容（AIGC）的創新浪潮，並在金融領域對提升面向客戶的服務能力、改善機構工作流程與效率、文書處理和資訊科技（IT）支援等方面展現了價值。在人民銀行《金融科技發展規劃(2022-2025年)》、原銀保監會《關於銀行業保險業數字化轉型的指導意見》（銀保監辦發〔2022〕2號）等引領下，包括AIGC在內的新技術將成為推動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的重要動力。

（二）努力夯實資料要素基礎。黨中央已經發布《關於構建資料基礎制度更好發揮資料要素作用的意見》，資料治理也成為提高金融業“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助力。在政策鼓勵和市場需求的共同作用下，從資料要素到資料資產的探索，我國已經在全球走在了前列。這對於全面推動金融科技與數字金融創新，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具有重大意義。

（三）不斷豐富業務與場景。從產品視角看，金融科技創新更注重技術的深度賦能以及多層次的開放金融場景探索，並且以移動支付為代表，使得諸多新產品創新受到各國矚目。從功能視角來看，各方也在推動創新成果紮根於實體經濟需求，如目前小微金融、農村金融、供應鏈金融、綠色金融成為金融科技滲透與應用的重要領域。

綜合來看，隨著金融監管與治理模式的完善、技術與金融的融合不斷深入、金融基礎設施與金融生態的最佳化，數字化將成為協同促進經濟金融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要素。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

文章來源：中國金融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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