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科學家流失之殤

你有沒有聽過類似的說法：

女性與男性的大腦結構不同，所以女性不適合從事數學/工程?

科學，指導人類認知、決策和行動的最佳武器，沒有停止過尋找證明男女不同的證據。

北大的戴錦華教授曾分享過一個故事，她被邀請與一位男教授論戰，對方在公開媒體聲稱女性是弱智的、劣等的、跟高等文化無關的。

而防止這種新偏見的根本辦法，就是提升女性在科研工作中的代表性，產生不一樣的視角和思考。

但現實是，儘管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推出了科學女性友好政策，依然沒能阻止更多女性從科研崗位中流失。

哈佛商學院的研究資料顯示，進入電腦科學領域的女性員工，有52%的人選擇了半路退出，比例是男性員工的兩倍。

這就有點尷尬了。

一邊是各國政府都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資金，不斷鼓勵更多女童、女大學生學習STEM課程;一邊是女性儘管選擇投身科研，也更容易被“勸退”。

就像小學數學題中那道一邊注水一邊放水，然後問“泳池多久注滿”的憨憨題型一樣。如果答案是“80-100年”(《2020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認為非洲達到兩性均等還需要95年)，無疑代表著國家支援和女性個人努力的浪費。

想要答好這道題，或許要先尋找女性科研職業生涯當中，那些隱秘的前提條件。

已知條件：被隔離的女性與科學

在此前的科技部、全國婦聯、教育部等13個部門和單位聯合印發《關於支援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創新中發揮更大作用的若干措施》事件中，有不少讀者留言，“同等條件女性優先”“延長女性申報專案年齡”等等政策，算不算是“逆向歧視”呢?

如果你知道，女性研究人員遭遇著職業性別隔離，或許就更容易理解上述政策的意圖——當一個人被遮蔽在場外，需要更多木板來造箱子，才能讓自己被看見。

今天，STEM領域的女性受教育人數和佔比都不少，根據201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科學的報告，女性目前佔世界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學士和碩士畢業生的53%，但研究人員僅佔30%，女性離開該部門的比率遠遠高於男性。

浙江大學生命科學研究院教授王立銘曾調查過學術界“消失的女生”現象。在求學階段女生男生數量幾乎相同，但在研究所和院系崗位中，女教授的比例只佔兩成。那些沒有做教授的女性在科研世界中“消失”了。

對此，曾任清華大學博士生導師的顏寧深有體會。她曾公開表示，博士生入學階段和實驗室中，女生的表現都很出色，但求職的時候，分化就產生了，PI(學術帶頭人)階段女性數量銳減。

可以想見，如果沒有上述友好政策的鼓勵，或許很多女性在選擇是否投身科研工作的時候，就會打消念頭。

那麼，為什麼女性的科研職業生涯，相比男性更難啟動、更容易中斷呢?

兩個限定：女性科研生涯之殤

目前，對大腦結構、功能、認知發展等的研究，沒有發現在科學方面男女之間有任何顯著的生物學差異，因此，生理差異不足以解釋女性科研生涯之困。

從求職過程到職業發展，科研崗位對女性缺乏吸引力及友好度的原因，主要還是社會文化所導致的。我們將其簡要歸結為兩個部分。

一是價效比。

如果你知道一項工作又苦又累、回報還不可預知，你還會為它投簡歷嗎?必須承認，女性的職業生涯風險更高、更需要步步為營。一個調查也顯示，女性往往只申請她們認為自己有奮鬥機會的工作，或者是崗位需求與個人資歷高度匹配、是認為自己足夠好才能加入的機構。

而當前的STEM領域研究工作，真的能讓女性毫無疑慮地投身其中嗎?從現實來看，科研工作對女性有著不一樣的衡量標尺：

更高的期望。女性需要在工作中做得比男性更好，才能獲得同樣的尊重和發展機會。

更高的負荷。女性往往需要比男性花更多時間參與教學、指導工作。疫情之後，居家辦公的女性科研人員可能還需要兼顧家庭、兒童照護等任務，這使得她們無法像男性一樣發起研究專案。

更多的偏見。科學家的招聘、晉升等機制長期以來是按照男性規範定製的，女性往往被認為能力較差，需要更多地證明自己才能獲得晉升。

更少的支援。科研工作需要頻繁的技術交流，而女性往往收到的學術邀請更少，獲得的研究資金也更少。

這些障礙使得女性從一開始就像個科研世界的“局外人”，需要從初級職位開始艱難地攀升，勞動投入和職業收穫不成正比。因此，大量擁有STEM學位的女性會直接選擇退出相關行業，投奔那些更具女性友好度的勞動市場，比如教育、醫療等等。

(某女性科技從業者的自述)

二是挫折感。

在“兄弟”文化主導的科研領域，也促成了一種寒冷的職業氛圍，給女性研究人員的心理和情緒帶來極大的壓力，在苦苦掙扎中更容易選擇放棄。

比如性騷擾就很容易發生在男性主導的環境中，在學術科研領域中很常見，此前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天文學家傑夫·馬西，就因為性騷擾而被解僱。當女性在工作場所遭受性騷擾時，工作滿意度和績效就會下降，離職的可能性也更大。

男性主導下的排她文化，使得不少女性在科研工作中感到孤獨，自尊心和生活滿意度也較低。

加上社會對女性從事科研工作缺乏鼓勵，高階職位上的女性科學家和工程師榜樣較少，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女性發展的消極環境。

外部因素和內在心理的雙重捶打，令女性更容易退出科研事業，也就讓許多提升女性科技領域代表性的措施收效甚微。

解題思路：女性參與科研還需要哪些條件?

在這樣的性別隔離現象面前，許多政策似乎都成了正確而無用的廢話。比如改善招聘和晉升途徑，建立包容文化，促進薪酬公平，開展反偏見培訓，制定反騷擾政策等等。

各國政府和科技企業們可能在心裡大喊：在做了在做了!

那麼，還有沒有一些被忽略的、需要幫助的地方呢?

比如配額機制，能保障一部分高層次精英女性的權益，但更多具有潛力和天賦的STEM女性可能來不及進入教授評選、院士評選，就“被消失”了。

而相比配額，許多學術會議、行業論壇開始要求設定女性分會場、專項板塊，就是一種更廣泛的支援。對科學研究感興趣的女性學生和初級工作者，可以藉助這樣的形式認識到代表性的女性榜樣，在女性主導的場合下更自在地交流，形成科學共同體。

這種支援使女性在“兄弟文化“中找到一群和自己具備相同生命經驗的同行者，有效地減少職場壓力。

相比之下，科研工作對女性來說“價效比”低的核心問題，是一個複雜難解的問題。一份《中國女性科技精英科研產出規律分析》研究發現，中國女性院士的科研生產力往往在50 多歲才開始迅速增長並持續到高峰期，此前的20~49 歲都呈現緩慢上升狀態。

也就是說，困難幾乎貫穿了女性科研工作者的中青年時期。

如果要撬開一個缺口的話，或許資訊科技科學等新興領域，應該會成為女性投身科學研究的首選。

世界經濟論壇釋出的《2020未來就業報告》中提到，雲端計算、工程、資料與AI、文化與內容、銷售等將聚集更多的專業人才，資料分析師、AI工程師、大資料工程師、自動化工程師、軟體工程師等需求將大幅增加。

目前，中國的女性科研精英主要集中在生命科學和醫學、化學、醫藥衛生工程等學科，在資訊工程等領域佔比還比較小。而應用工程類研究更容易產生科研成果，近十年來，女院士當選的平均年齡工程院比科學院偏低，也說明越早積累研究成果與科研成就，女性科學家就有潛力躋身更高的科研崗位，獲得更強的發展優勢。

《遜色：科學對女性做錯了什麼》一書中，提到了非常多女性科學家的故事。

比如瑪麗·居里，雖然她兩次獲得諾貝爾獎，但1911年法國科學院卻拒絕接納她為成員，因為她是一個女人;

德國數學家埃米·納脫被提名為格丁根大學的教員，有人抱怨“當我們的戰士返回大學，發現自己要屈尊向一個女人學習，他們會作何感想?”;

物理學家莉澤·邁特納對核裂變的發現做出了決定性貢獻，在柏林大學研究期間被禁止出入男科學家工作的樓層……

今天，上述偏見基本消失或者減弱。歷史已經證明，即使身處錯誤之中，女性也能靠努力堅實地站在科研世界中。而女性的潛力，對於科研工作、科技創新至關重要。

或許，最終的解題思路只有一個，那就是——不要輕言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