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美國經濟表現強勁、貨幣政策收緊和地緣政治風險加劇，美元匯率有所升值；在這一背景下，美元的主導地位——即其在世界經濟中的巨大作用——近期再次成為了各方關注的焦點。與此同時，全球經濟割裂，加之全球經濟金融活動可能重組為各自獨立、互不重疊的集團，可能會鼓勵一些國家使用並持有其他的國際和儲備貨幣。
IMF的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資料庫（COFER）最新資料顯示 ，美元在中央銀行和政府外匯儲備配置中的比例正在逐漸下降。引人注目的是，在過去二十年美元作用減弱的同時，“四大”貨幣中的其他三者——歐元、日元和英鎊——的比例卻沒有相應地上升。相反，與之相伴地是我們所謂的“非傳統儲備貨幣”比例的上升，包括澳元、加元、人民幣、韓元、新加坡元和北歐貨幣。我們曾在一篇IMF論文和部落格中指出了這一趨勢，而最新資料顯示這一趨勢仍在延續。
這些非傳統儲備貨幣對儲備管理機構具有吸引力，因為它們提供了分散投資的機會和相對有吸引力的收益率；並且，隨著新的數字金融技術（如自動化做市和自動化流動性管理系統）的發展，這些貨幣也正變得越來越容易交易和持有。
考慮到強勢的美元——其表明私人投資者已轉向美元計價資產——上述近期趨勢更是引人注目。從相對價格的變化中也可以看出這一點。同時，這一現象也提醒我們：匯率波動可以對央行儲備投資組合的幣種構成產生獨立的影響。不同政府證券相對價值的變化（這體現在其利率的變化上）也會產生影響，儘管這種影響往往較小，因為主要貨幣的債券收益率在總體上具有一致的走勢。無論如何，這些估值效應都強化了上述整體趨勢。但從更長期看，美元幣值仍基本保持不變，而其在全球儲備中的比例則下降了，這表明各國央行確實在逐步減持美元。
與此同時，統計測試卻未顯示美元儲備的比例出現了加速下降，這與“美國的金融制裁導致他國加速拋棄美元”的說法是相反的。可以肯定的是，如一些人士指出，那些出於地緣政治原因尋求拋棄美元的國家，可能並未向COFER報告其儲備投資組合的構成資訊。但應注意的是，149個向COFER報告的經濟體佔到了全球外匯儲備的93%。換言之，未報告的經濟體只佔全球儲備的很小一部分。
在市場份額上升的非傳統儲備貨幣中，人民幣便是其一，其比例的增幅相當於美元比例降幅的四分之一。中國政府一直在多方面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政策，包括髮展跨境支付系統、擴大互換安排、試行央行數字貨幣等。因此有趣的是，至少從各國儲備中的人民幣比例來看，人民幣的國際化顯現出了停滯跡象。最新的資料並未顯示儲備貨幣中人民幣比例的進一步增加：一些觀察人士可能懷疑，最近幾個季度人民幣匯率的貶值掩蓋了人民幣儲備的增加。然而，即使對匯率變化做出調整，人民幣在外匯儲備中的比例自2022年以來也下降了。
一些人士認為，我們所說的“美元持有量的持續下降”和“非傳統貨幣儲備比例的上升”實際上反映了少數大型儲備持有者的行為。 俄羅斯從地緣政治角度出發，有理由對持有美元保持謹慎；瑞士在過去十年的儲備不斷增加，鑑於歐元區與其在地理上毗鄰且是其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其有理由以歐元持有大部分儲備。但當我們在COFER的加總資料中去除俄羅斯和瑞士的資料時（使用兩國央行2007至2021年公佈的資料），我們發現整體趨勢幾乎沒有變化。
事實上，這種趨勢是相當普遍的。在2022年的一份報告中，我們確定了46個“主動推進儲備多元化的國家”，即在2020年底非傳統貨幣外匯儲備比例至少達到5%的國家。這些國家包括了主要的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涵蓋了二十國集團的大多數經濟體。到2023年，至少還有三個國家（以色列、荷蘭、塞席爾）進入了上述名單。
我們還發現，過去實施的金融制裁促使央行將其儲備投資組合從貨幣小幅轉向黃金——貨幣面臨被凍結和重新部署的風險，而黃金則可在國內儲存從而免受制裁風險。該研究還表明，各國央行的黃金需求對全球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和全球地緣政治風險做出了正向的響應。這些因素可能是一些新興市場央行進一步積累黃金的原因。但在過多解讀這一趨勢前，重要的是應記住：黃金在儲備中的比例仍處於歷史低位。
總之，國際貨幣和儲備體系正在持續變化。我們之前強調的模式——也即美元十分緩慢地退出主導地位，以及在新的數字交易技術的支援下，管理良好的小型開放經濟體的非傳統貨幣作用的不斷上升——仍在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