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些頂級科學家警告世人，CRISPR基因編輯技術具有對人類和其他物種基因組進行改造的能力。這可能對後代產生不可預測的影響，甚至影響人類與自然的關係。考慮到對人工智慧的擔心，物理學家斯蒂芬·霍金去年宣稱，人工智慧可能毀滅人類。2013年，前皇家學會主席Martin Rees聯合劍橋大學風險研究中心對人工智慧的威脅開展了研究。
今年晚些時候，美國科學院將召集科學家和其它領域專家就“人類基因編輯研究的科學、倫理和政策問題”進行討論，這反映出科學家希望通過政策引導來控制局面的努力。科學家強調開展這類有風險的研究可能帶來的好處，但也應該對這些問題進行公開探討。最近，許多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簽署了一項線上公開信，倡議在研究人工智慧的同時，為控制風險應進行風險控制的研究。
讓科學家自己來決定這些新興技術的好處和倫理挑戰，本身就是錯誤、徒勞、甚至會弄巧成拙。這是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的問題。他們會誤解公共討論科學技術風險的意思，會嚴重低估科學研究活動通過民主決策的能力，
一旦新技術實現，必然會出現風險方面的擔心和爭論，例如關於轉基因、核能、化學毒性和癌症篩查價值方面，一直有無休止的辯論，這也說明科學並不限制對風險的爭論或者試圖解決這些問題。從科學角度來看，對複雜問題，並沒有辦法進行全面絕對的完全控制。當新技術引入複雜社會系統時，多數人都對技術潛在的風險一知半解或誤解，不同證據為相互競爭的觀點提供支援。而且每個角度都能找到專家的支援。
例如，關注作物產量的農業經濟學家，關心生態系統的生態學家能拿出不同角度的證據證明轉基因的好處和潛在風險，因為他們帶著完全不同的價值觀，從不同角度對轉基因生物進行研究。哪怕是農業經濟學家，一些人更喜歡現場試驗，仔細控制天氣和土壤等變數。其他人研究實際農場的真實情況。兩類研究模式可產生完全矛盾的結果。
對許多歐洲消費者來說，作物產量是完全不必擔心的問題，因為他們不缺糧食。他們擔心的問題往往是作物品種、景觀的審美品質和食品品種，會要求對轉基因食品進行標記，哪怕並沒有任何確定的健康風險。所以說，科技風險更多是政治和文化環境問題，而不是技術本身的問題。將這些問題交給科學家來決策，其實是將本來屬於倫理學家和社會科學家考慮的政治和文化問題特權交給了科學家。
科學家並不是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不僅是科學家在價值觀等方面和普通人存在很多差距，但他們確實不能代表文化價值觀、政治和公民的利益。2007年關於奈米技術社會影響的研究發現，奈米科學家幾乎不關注這些技術可能會導致某些職業消失，但普通民眾對這樣的問題非常關心。他們的看法都是合理的。奈米科學家有理由對新技術帶來的機會感到樂觀，公民有理由擔心這些新技術對勞動力市場產生的嚴重破壞。例如現在熱炒的機器人經濟革命，對機器人科學家來說是值得高興的，對許多普通職業的民眾來說，可能意味著失業和收入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