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歲入】
兩宋的財政歲入，基本上都保持一億（貫石匹兩）以上。北宋治平二年（1065）的數字是11600萬（貫石匹兩）——這個數目並不是北宋歲入的最高額，卻已是唐代最高歲入的一倍；其中貨幣性歲入為6000萬貫以上，比重超過了50%。
作為對比，明末在田賦中加派“三餉”，又派出稅監礦使，四處搜刮工商稅，搞得天怒人怨，歲入也不過增加了2000萬兩（其中稅監搜刮的工商稅每年只有四五十萬兩）。
【財稅結構】
在宋朝的財政收入中，從宋真宗朝開始，來自工商稅與徵榷的收入超過了農業稅，北宋熙寧年間，農業稅的比重降至30%，南宋淳熙—紹熙年間，非農業稅更是接近85%。
作為對比，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全國田賦正額約為2680萬石，佔全部稅收的75%。隆慶朝與萬曆朝前期（1570—1590），國家的雜色歲入（含商稅、海外貿易抽稅、鹽課、輕齎銀、役與土貢折色等）約370萬兩白銀，這個數目只及宋代徵榷收入的零頭。而清代在道光朝之前，地丁銀（農業稅）佔全部歲入的70%以上，關稅與鹽課的比重不足30%。
【外貿收入】
在南宋政府每年近一億貫的財政收入中，來自市舶的收入（包括進口商品抽稅、進口香藥專營利潤）最高貢獻了340萬貫，大約佔3.4%。年進出口總額接近3800萬貫。
作為對比，晚明的隆慶開關，只是開放一個月港，海關抽解每年不過區區二三萬兩銀，跟宋王朝整個海岸線都對外開放、每年抽稅以百萬貫計的格局不可相提並論。
【鐵產量】
按日本學者吉田光邦的估計，北宋的鐵年產量為3.5~4萬噸，美國學者郝若貝則相信有7.5~15萬噸，國內學者葛金芳也認為宋代一年用鐵約在15萬噸上下。
作為對比，到18世紀初，整個歐洲（包括俄國的歐洲部分）的鐵總產量才有14.5~18萬噸。
【貨幣發行量】
北宋的最高年鑄幣量則是570萬貫，這還不包括鐵幣與紙幣的發行，平常年份都維持100萬貫至300萬貫之間。
作為對比，唐代的最高年鑄幣量為33萬貫，通常年份只是維持10萬貫左右。而明代近300年的鑄幣總量，竟然不及宋神宗元豐年間一年所鑄的貨幣量。
【城市人口】
北宋東京有26萬戶，以每戶6人計算（這是保守的估計），26萬戶即有156萬人之眾。另按趙岡先生在《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中的推算，如果計入郊區的人口，南宋臨安的總人口“應有250萬左右”。
作為對比，宋代那時候，倫敦、巴黎、威尼斯等西歐城市，人口不過10萬，被歐洲人稱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的大馬士革，人口也不過50萬，相當於唐代的長安。今日開封市的市區人口，也才80多萬。
【城市化率】
北宋的城市人口占20.1%，如果以1億人口計算，即有超過2000萬的宋朝人成為城市居民。南宋時達到22.4%。如果據斯波義信的看法，南宋鼎盛時期的城市化率可能達到30%。
作為對比，清代中葉（嘉慶年間）的城市化率約為7%，民國時才升至10%左右。
【農業產量】
葛金芳教授認為，宋代每個農業勞動力年產糧食在4000斤上下，跟1984年每個勞動力產糧4379斤的水平大致相當。另據宋史學者方健的推算，在江南，每個農戶可以養活2.35個五口之家，糧食商品率達40%。當時民間有諺：“蘇湖熟，天下足。”
宋代南方的稻田平均畝產約有二三石（米），低產時也有一石，最高時畝產量可達六七石（谷），這個產量差不多是戰國時期的5倍、唐代的3倍。
【勞動力報酬】
不管是當傭工，還是在城市做點小生意，一名宋代底層人的日收入，基本上在“100文”這個水平線上下浮動。
這個收入水平相當於明朝一位知縣的月俸。另據黃冕堂《中國曆代物價問題考述》的統計，明代城市傭工的日工價以30文為常價，農村傭工則以20多文為常價。到清代時，日工價才回升到50~70文。換言之，一名宋代傭工的收入，相當於一名明代傭工加一名清代傭工的收入。
【人均收入】
英國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提出：“在960～1280年間，儘管中國人口增加了80%，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卻由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加了1/3；以後一直到1820年都保持著此水平。歐洲在960～1280年間，人口增加了70%，人均國內總值則從400美元增至500美元，只增加了1/4。”也就是說，宋代的經濟與生活水平，不但在縱向上優於其他時代，而且在橫向上遙遙領先於同時代的歐洲。
另據香港科技大學劉光臨先生的估算：宋朝人均國民收入為7.5兩白銀。這個水平超過了被認為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晚明（晚明人均國民收入才2.88兩）與所謂的大清“康雍乾”盛世（人均6.45兩）。
來自： 我們都愛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