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是抑鬱症風險的影響因素之一，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助於降低抑鬱症風險，反之，則可能增加抑鬱症風險。由於生活方式是最為簡單、容易改變的因素，因此，基於生活方式的干預是預防和治療抑鬱症策略中的基礎。
雖然大家會覺得，這不是常識嘛，但對於科學家來說，這其中有很多需要詳細研究的內容，例如量化不同生活方式的影響、生活方式與其他影響因素（如遺傳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其中的神經生物學機制等等。
在本週的《自然·精神衛生》雜誌上，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鬱金泰教授聯合復旦大學類腦智慧科學與技術研究院馮建峰教授/程煒青年研究員團隊發表了最新研究成果。
他們發現，7種健康生活方式，適度酒精攝入、健康飲食、規律運動、從不抽菸、健康睡眠、低至中等程度久坐行為和較為頻繁的社交均與抑鬱症風險降低有關，結合遺傳風險影響，健康生活方式每增加1種，與抑鬱症風險降低35%有關。研究還揭示了抑鬱症的潛在神經生物學機制，包括生活方式、遺傳因素、大腦結構和免疫代謝功能。
這項研究使用英國生物庫（UK Biobank）的參與者資料，進行了生存分析和關聯分析。生存分析共包含287282名參與者，他們的七種健康生活方式平均得分為4.75，根據得分劃分，1.25%屬於不良生活方式（0-1分），38.90%屬於中等（2-4分），59.85%屬於良好（5-7分）。
參與者的抑鬱症多基因風險評分分為低中高三類，分別為25.09%、49.97%和24.94%。研究還收集了參與者的腦結構成像、血液標誌物，以及代謝標誌物資料。有12916名參與者在中位9.01年的隨訪時間中發生抑鬱症。
7種生活方式中，每一種都與抑鬱症風險獨立顯著相關，具體來說，適度酒精攝入（定義為從不飲酒或女性每日0-14g，男性每日0-28g）與抑鬱症風險下降11%有關，健康飲食為6%，規律運動為14%，從不抽菸為20%，健康睡眠（7-9小時）為22%，低至中等程度久坐行為（看電視和使用電腦，不包括工作中的電腦使用，0-4小時）為13%，較為頻繁的社交為18%。
與不良生活方式相比，中等和良好生活方式分別與抑鬱症風險降低41%和57%有關。當7種生活方式合併計算時，得分越高，抑鬱症風險越低，將健康生活方式作為一個定量變數時，得分每增加1分，風險就降低15%。
生活方式得分與抑鬱症風險的關係
將遺傳風險與生活方式相結合時，以高遺傳風險和不良生活方式的參與者為對照，低遺傳風險和良好的生活方式與抑鬱症風險降低最多有關，為64%。
多基因風險評分（PRS）高中低的參與者，生活方式與抑鬱症風險的關係
孟德爾隨機化分析顯示，良好生活方式與抑鬱症風險降低之間存在因果關聯，考慮了遺傳變異的逆方差加權方法計算的結果顯示，生活方式評分每增加1分與抑鬱症風險降低35%有關。
生活方式和大腦結構之間的關聯與研究人員的預期一致，即較高的生活方式得分與較大的腦容量有關，包括前額葉皮層、眶額皮層、中央皮層和島葉等皮層結構，以及蒼白球、丘腦、杏仁核和海馬體等皮層下結構。這些大腦結構與抑鬱症狀評分呈負相關，結合神經影像學結果計算的結果也支援生活方式、大腦結構和抑鬱症之間的關聯。
生活方式對不同大腦結構影響的程度
在各種標誌物中，48種血液標誌物和130種代謝標誌物與生活方式具有顯著相關性，血液生化標誌物中關聯最顯著的為C反應蛋白和甘油三酯，血細胞中為中性粒細胞和白細胞。在代謝標誌物中，與生活方式具有正反相關性最顯著的分別為不飽和程度和乙醯糖蛋白。
最後，研究人員使用結構方程模型分析了18244名參與者的生活方式、多基因風險評分、大腦結構、免疫代謝功能與抑鬱症之間的關係，以進一步解釋生活方式與抑鬱症之間的神經生物學機制。
結果顯示，生活方式與抑鬱症風險、免疫代謝功能和大腦結構顯著相關，多基因風險評分、大腦結構和免疫代謝功能也與抑鬱症顯著相關，另外，多基因風險評分與生活方式和免疫代謝功能顯著相關。除了大腦結構和多基因風險評分、大腦結構和免疫代謝功能之外，其餘路徑均具有顯著相關性。
生活方式、多基因風險評分、免疫代謝功能、大腦結構和抑鬱症之間的關係
總的來說，這項研究表明，堅持多維度的健康生活方式可以降低抑鬱症風險，並且為理解健康生活方式如何透過影響大腦結構和免疫代謝功能進而降低抑鬱症風險提供了全面的視角。
來自： 奇點神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