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難治性重度抑鬱症（通常定義為對兩種及以上的抗抑鬱藥物響應不佳），電休克療法（ECT）是最有效、最快速的療法之一，但是由於可用性有限、社會汙名化和對認知障礙不良事件的擔憂，ECT未能得到充分推廣和使用[1-3]。

用於鎮靜、鎮痛和麻醉的氯胺酮在以亞麻醉劑量使用時，在重度抑鬱症和難治性重度抑鬱症患者中觀察到快速抗抑鬱作用[4,5]。氯胺酮既不需要全身麻醉，也與臨床顯著的記憶障礙無關[6]，因此有潛力作為ECT的替代選擇，不過，氯胺酮會導致感覺和思維的暫時性變化，只能用於非精神病性難治性重度抑鬱症患者。

為了驗證氯胺酮相比ECT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來自哈佛大學醫學院等醫療科研機構的研究團隊開展了一項前瞻性、隨機、開放標籤、非劣效性試驗。

試驗結果顯示，氯胺酮治療非精神病性難治性重度抑鬱症患者的響應率為55.4%，相比ECT（41.2%）具有非劣效性，緩解率較高，對認知能力影響較小，生活質量提高。在不良事件方面，ECT與肌肉骨骼不良事件有關，氯胺酮與解離症狀有關。研究結果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7]。

試驗在美國5所城市社群醫院/退伍軍人管理醫院/大學醫療中心開展，參與者以1:1的比例隨機分組後，在3周的初始治療階段接受氯胺酮或ECT治療，確認是否對治療有響應（定義為抑鬱症症狀快速自評量表[QIDS-SR-16]評分下降至少50%），對治療有相應的參與者進入6個月的隨訪階段。

修正後的意向治療（mITT）參與者共365例，氯胺酮組為195例，ECT組為170例。參與者的平均年齡為46歲，51.1%為女性，88.1%為白人，當前抑鬱症發作的嚴重程度為中至重度，中位持續時間為2.0年，77.9%有抑鬱症家族史，39.0%有過自殺未遂。

在主要結局方面，根據QIDS-SR-16評分變化，氯胺酮組55.4%（108/195）的參與者對治療有響應，ECT組為41.2%（70/170），差異為14.2%，氯胺酮相比ECT具有非劣效性（p＜0.001）。

在次要結局方面，根據蒙哥馬利抑鬱評定量表（MADRS）評分變化，氯胺酮組50.8%的參與者對治療有響應，ECT組為41.1%，差異為9.3%。QIDS-SR-16和MADRS評分均在治療開始後逐漸下降。根據QIDS-SR-16評分變化（評分≤5分），氯胺酮組32.3%達到緩解，ECT組為20%，根據MADRS評分變化（評分≤10分），達到緩解的比例分別為37.9%和21.8%。

根據QIDS-SR-16和MADRS評分變化評估的氯胺酮和ECT治療響應率（A和B）

治療期間，QIDS-SR-16和MADRS評分隨時間變化（C和D）

治療結束時，根據整體記憶自我評估（GSE-My）評分，ECT組的記憶功能相比氯胺酮組較差（平均評分3.2±0.1 vs. 4.2±0.1），在6個月隨訪期結束時仍然較差，根據主觀記憶障礙量表（SMCQ）評分，氯胺酮組認知症狀相比ECT組較少（平均評分差異為9.0），在隨訪期內逐漸恢復。

根據修訂版霍普金斯大學語言學習測試（HVLT-R），ECT組延遲迴憶（測試中記憶單詞後延遲20分鐘進行回憶）部分的評分相比氯胺酮組下降更多（-9.7±1.2 vs. -0.9±1.1），不過在隨訪期內逐漸恢復。根據16項生活質量評分，兩組自基線至治療結束，評分均有所增加，且增加幅度相近（12.3 vs. 12.9），在隨訪期內保持穩定。

氯胺酮組和ECT組分別有25.1%和32.4%的參與者發生過至少一次中或重度不良事件（AE），沒有死亡病例。ECT組肌肉骨骼AE發生率顯著高於氯胺酮組（5.3% vs. 0.5%），而氯胺酮組解離症狀評分高於ECT組。

 

氯胺酮和ECT組不良事件彙總

隨訪期間，第一個月時，氯胺酮組和ECT組分別有19.0%和35.4%的參與者復發（QIDS-SR-16評分＞11），第六個月時，增加至34.5%和56.3%。

總的來說，這項研究證實了氯胺酮相比ECT在治療難治性重度抑鬱症患者療效方面的非劣效性。

研究人員指出，在這項試驗中，ECT的響應率和緩解率低於其他研究，這可能是由於，此前的研究中，ECT的有效性多在老年、伴精神疾病的重度抑鬱症患者、住院患者和臨床研究環境中進行驗證，而本研究傾向於社群患者和門診環境，未來，還需要進行研究以確定氯胺酮治療老年、雙相情感障礙和急診住院患者是否同樣具有非劣效性。

參考文獻：

[1] Espinoza R T, Kellner C H.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22, 386(7): 667-672.

[2] Lisanby S H.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for depression[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07, 357(19): 1939-1945.

[3] Ross E L, Zivin K, Maixner D F. Cost-effectiveness of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vs pharmacotherapy/psychotherapy for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 JAMA psychiatry, 2018, 75(7): 713-722.

[4] Berman R M, Cappiello A, Anand A, et al. Antidepressant effects of ketamine in depressed patients[J]. Biological psychiatry, 2000, 47(4): 351-354.

[5] Zarate C A, Singh J B, Carlson P J, et al. A randomized trial of an N-methyl-D-aspartate antagonist in treatment-resistant major depression[J].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2006, 63(8): 856-864.

[6] Rasmussen K G, Lineberry T W, Galardy C W, et al. Serial infusions of low-dose ketamine for major depression[J]. Journal of Psychopharmacology, 2013, 27(5): 444-450.

[7] Anand A, Mathew S J, Sanacora G, et al. Ketamine versus ECT for Nonpsychotic Treatment-Resistant Major Depression[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23.

來自： 奇點神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