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資料驅動智慧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明確了資料做為生產要素的性質，並可以按貢獻參與分配。去年《關於構建資料基礎制度更好發揮資料要素作用的意見》（以下簡稱“二十條”）釋出，進一步推動了資料做為生產要素相關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的進展。我國是首個將資料列為生產要素的國家，國際上亦無先例。將資料作為生產要素看待，資料產權、資料市場、流通交易、資料收益等經濟學相關的概念和內涵等就成為理論研究的重要焦點和實踐工作的重要遵循。同時，資料有許多獨特性質，理論和實踐都需要探索創新。數字經濟事關國家發展大局。近年來，網際網路、大資料、雲端計算、人工智慧、區塊鏈等技術加速創新，日益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全過程，數字經濟發展速度之快、輻射範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數字經濟具有高創新性、強滲透性、廣覆蓋性，不僅是新的經濟增長點，而且是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的支點，可以成為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引擎。面向未來，要充分發揮海量資料和豐富應用場景優勢，促進數字技術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我國是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數字經濟規模處於世界領先地位，資訊化發展成就斐然。在此背景下，充分認識數字經濟的特性，把握數字經濟和傳統工業經濟之間的相互關係和影響，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將成為持續賦能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所在。數字經濟與傳統工業經濟既有區別，又有聯絡。從區別上看，數字經濟的關鍵生產要素是資料。無論是圍繞資料資訊收集、儲存、加工、傳輸、追蹤形成的智慧製造，還是依託資料計算和運用的大資料、人工智慧、邊緣計算等技術，資料都是重要原料和關鍵投入；而在傳統工業經濟中，資本、勞動力、土地是主要的生產要素，資料尚未成為賦能價值創造的關鍵要素。從聯絡上看，傳統工業經濟擁有對數字經濟而言很重要的資料來源和應用場景，網際網路、大資料、人工智慧等數字技術在傳統工業經濟領域的廣泛使用和深度融合，可以提高傳統工業的全要素生產率，發揮數字技術對經濟發展的放大、疊加、倍增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數字經濟構成了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的支點和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引擎。資料成為生產要素也就意味著資料在經濟中的地位發生了變化，資料成為了重要的生產資料。生產力主要包括勞動者、勞動物件和勞動資料三個基本要素。從人類生產力發展史來看，在農業經濟時代，雖經數千年的發展，但是勞動者的勞動素質和技能總體較低，勞動物件和勞動資料相對簡單，人類的生產力比較低下。蒸汽機的發明和使用，使得以生產工具為核心的勞動資料出現了巨大變革。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又經歷了數次科技革命，生產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發展，為新質生產力的形成和發展進行了量的積累。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如今在前述基礎上，總書記提出“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指明瞭生產力發展的方向。隨著生態、資料等生產要素的融入，傳統生產力的內涵和外延不斷豐富和發展。其中，數字技術是通用技術，對新質生產力的形成影響巨大。數字技術正以新理念、新業態、新模式全面融入人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各領域和全過程，給人類生產生活帶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包括數字技術在內的高新科技融入生產力的三個基本要素，即勞動者、勞動物件、勞動資料，出現了大批新業態、新職業，產生了平臺企業等新的勞動組織形式，形成了“眾包”等新的勞動方式，“演算法”等新的勞動工具對生產勞動過程和效果產生了巨大影響。生產力全要素在數字技術作用下獲得總體躍升，極大提升了生產效率，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加速了社會財富的積累和創造。生產力的要素髮生了變化，那麼生產關係就會隨之改變。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相互促進又相互制約。生產力促進了生產關係的變化，而適合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才能促進生產力更好的發展。因此，當資料成為了生產要素，資料生產力和資料生產關係就成為了我們必須要關心、解決和最佳化的問題，就必須基於此進行多方面的研究、探索和轉變，最佳化生產關係加速資料生產力，才能促進數字經濟的強大和發展。資料作為生產要素，既是勞動資料又是勞動物件，如何利用勞動資料形成勞動物件的價值，是我們首要考慮的。這就要求，我們要以資料為中心，行成資料驅動的思維方式。資料驅動思維方式的內涵主要是如下三點：傳統的企業管理組織方式根據企業的運營模式（運營型、戰略型、財務型）進行組織方式設定，比如層級式管理組織、扁平式管理組織、混合式管理組織。這些組織的特點基本是行政管理、運營管理、財務管理為主，更加關注傳統的生產要素，資料這種要素的管理比較薄弱。當前，資料成為生產要素，也就是要求組織更加對這種要素的管理，因此需要與之匹配的資料管理組織，資料管理的組織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種：(1)以行政權利主導的資料管理模式，主要體現在資料治理委員會隸屬於資訊化安全領導小組，資料管理的依靠行政權利推動模式。(2)以資料域長主導的資料管理模式，主要體現在以資料域長或資料OWER對資料安全、資料標準、資料質量等管理的業務推動模式。(3)以資訊部門主導的資料管理模式，主要體現在以資訊中心或資訊部門對資料應用、資料質量、資料安全等管理的技術推動模式。目前，大型集團以（1）（2）兩種模式為主，中小企業以（3）模式為主。但無論如何，組織的模式必須符合資料管理的需要，否者資料要素很難發揮價值。企業治理是組織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企業管理行為的規範、約束和監督，包括財務治理、人力治理、安全治理等，這些治理行為主要針對的是企業運營所包含的活動，雖然很多企業意識到資料治理的重要性，但是由於概念混淆、內容不清、實施不力，導致資料治理沒有力度。在資料作為生產要素的時代，資料治理必須納入公司治理的範疇，從戰略視角規範資料管理行為，達成目資料治理目標。資料治理模式的轉變主要體現在以下三點：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時代，人和人之間的工作方式往往是物連線，比如土地資源、生產裝置、生產工具等。而數字經濟時代，人和人之間的工作往往是靠資料連線，尤其對於資訊化、網路化、數字化技術強依賴的組織。在這種形勢下，我們就需要向資料協同的工作模式轉變，主要體現在如下四點：(1)資料標準化的協同，資料標準是資料協同的基礎；(2)資料高質量的協同，資料質量是資料協同的條件；(3)資料強共享的協同，資料共享是資料協同的保障。(4)資料泛應用的協同，資料應用是資料協同的價值。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時代，人和人之間的交易方式往往是實物資產或技術專利，比如石油、房屋、汽車、辦公軟體、外觀設計等。而在資料要素的背景下，往往交易的是資料集、演算法、APP、報告等。資料資產與實物資產的交易特徵存在較大差異，資料更有複製性、共享性、時效性、安全性等特點。這就要求我們對資料交易的模式和方式進行新的探索的研究，資料交易模式的轉變主要體現在如下三點：(1)資料交易場所的變化，由場外交易向場內交易轉變；(2)資料交易安全的變化，由粗放管理向精細管理轉變；(3)資料交易主體的變化，由單一主體向多元主體轉變。資料就像廣袤的海洋，蘊藏著巨大的寶藏，有水產資源、石油資源、礦產資源等，但是這些資源都需要人們去開採和提煉。資料也有類似的特徵，蘊含在資料裡的巨大價值需要組織具有慧眼的人去識別、提煉和挖掘，只有這樣資料才能產生更大的生產力，因此就需要我們用資產的視角看待資料，也就是對資料價值實現方式轉變，主要體現在以下三點：數字經濟是當前時代的重要特徵，也是國民經濟的重要制度，更是社會發展的新方向。因此，必須加速資料生產力，讓資料這一要素的價值更大化的增加社會福祉和企業競爭力，全力實現數字經濟健康快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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