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資料治理對每個業務主管都很重要

很多人厭惡“資料治理”這個詞。正如一位高階管理人員所說，“這聽起來像‘資料政府’，這可不好!”對於渴望創新和資料實驗的分析師和資料科學家來說，治理可能意味著約束、限制和不必要的官僚主義。對於在受法規、合規性以及對隱私和資料保護問題敏感的行業中運營的高管來說，治理與創新和“資料自由”的願望背道而馳。然而，儘管這個名字聽起來官僚，而且與聽起來與術語“大資料”相反，但是資料治理已成為任何渴望從其資料資產中獲得洞察力和商業價值的組織的基本要求。以下是根據資料治理的案例進行了總結，顯示了為什麼資料治理對每個業務主管都很重要，而不僅僅是資料專業人員。

資料是一種共享資產。人們常說，好籬笆造就好鄰居。這個原則也適用於資料。在複雜的組織中，商定的邊界劃定了所有權和責任範圍。在商業中，責任和所有權通常由產品類別、市場細分、地理區域和內部業務職能來劃分。資料所有權和責任與傳統的業務功能和邊界並不一樣，因此資料管理對大多陣列織提出了深刻的挑戰。來自美國安全領域的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例子說明了這一點。911 委員會指責政府機構不願意或沒有能力在政府部門和機構之間共享重要的安全資料，比如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域性和行政部門。任何大型組織都面臨著相同的挑戰，它們面臨著提供資料以供共享的要求。解決這一挑戰首先要認識到資料是一種“共享資產”，並且必須如此對待。這就是資料治理必不可少的原因——作為一組實踐、政策、標準和指南，它們為從組織維護的資料中獲取價值和洞察力提供了基礎。

資料被許多人消費。對於許多高管而言，圍繞資料治理展開的討論似乎很抽象或晦澀難懂。人們普遍認為，決策者希望資料可信、準確、可靠，並且希望資料具有預測性和洞察力。但是，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它如何轉化為一套規則和流程來有效地將資料作為資產進行管理?我發現，使資料與組織高管個人相關的最佳方法之一是透過“資料沿襲”過程，這有助於高管理解資料的任何元素為何以及如何對他們重要。資料沿襲過程記錄了資料從其起源點透過組織的“流動”，通常從客戶或感測器或外部來源開始，透過它在“資料生命週期”的不同階段的使用和消費。此生命週期過程說明了資料被訪問、使用、報告、更改或用於派生新資料時沿途的所有點。

資料所有權是一種責任。資料生命週期過程說明了沿途可能會轉換資料或可能傳播“壞資料”的各種分支。這些分支代表可能的決策點或治理點，可以在其中檢查、驗證、授權、批准資料，以及資料所有權和責任可能發生轉變的地方。資料沿襲提供了一個二維路線圖，可以幫助任何高管了解資料是如何產生的，以及資料是如何在組織內使用的。再想一想國家安全的例子以及檢查點和有效交接的重要性，或者想一想金融服務危機以及金融服務工具被分割和重新包裝後風險增加的影響。

資料不僅適用於專家。與任何專業領域一樣，例如醫學、軍事、體育、金融、學術界，資料是一個複雜的領域，它培養了自己的專家和他們自己的行話——後設資料、主資料管理、ETL、Hadoop。對於生產線決策者來說，僅僅試圖理解“數字的含義”，缺乏共同語言可能會成為過程和結果之間的障礙。我們經常聽到高管和決策者表達的挫敗感，他們希望快速回答他們認為很簡單的問題——我們有多少客戶;我們有多少客戶?這種治理會帶來成功的結果嗎?作為回應，他們經常會遇到複雜的技術解釋。什麼是真正的解釋為什麼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得到答案，或者為什麼有些問題並不總是有一個簡單的答案。

資料的成功需要合作。成功發展“資料文化”的組織，在這種文化中，資料被嵌入到關鍵決策過程中，在資料、技術和業務專業人員之間達成強大的一致性和夥伴關係。根據NewVantage Partners 大資料執行調查，業務和技術合作夥伴關係被認為是確保成功採用資料驅動計劃的首要因素。成功的組織已經開發了一種通用語言，並就如何組織、管理和處理資料達成了共同協議，這些都是建立在一組資料治理原則和實踐的基礎上的。在建立這些原則時，資料驅動的組織在技術專家和決策者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無論他們是業務線高管、運維人員還是安全管理員。資料治理聽起來可能並不吸引人，但健全的資料治理為獲得洞察力和價值提供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