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2024 年 4 月《全球金融穩定報告》(GFSR)釋出以來,全球經濟活動有所放緩,通脹已持續緩和。隨著當前主要央行放鬆貨 幣政策,金融環境保持寬鬆,新興市場繼續維持了抗風險能力,資產價格的波動性總體上相對較低。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提 前一年在險增長指標,近期金融穩定風險仍然可控,處於歷史第 40 百分位數左右。即便如此,寬鬆的金融環境雖然使得近期風險可控,但 也促進了脆弱性的積累,例如資產估值高企、全球私人和政府債務增加(圖 ES.1)以及非銀行金融機構(NBFI)加大了槓桿,這增加了未 來的金融穩定風險。

這些不斷積累的脆弱性可能會放大負面衝擊——在軍事衝突持續不斷、各國新當選政府未來政策不明朗的背景下,經濟和地緣政 治的不確定性很大,出現上述放大作用的可能性已經增加。特別是,不確定性與市場波動性之間的脫節日益嚴重(圖 ES.2),這增加了市 場波動性突然大幅升高和資產大幅度重新定價的可能性,且這可能因脆弱性而被放大。如第一章所示,2024 年 8 月初市場出現動盪,日本 和美國股市波動性大幅上升(圖 ES.3),全球資產價格大幅下跌,這讓人們得以窺見,當市場波動性大幅上升與金融機構加槓桿相互作 用、從而產生非線性市場反應並引發資產拋售時,市場可能出現劇烈反應。

實際上,第二章的定量研究表明,經濟不確定性的進一步上升可能會增加未來經濟增速、資產價格和銀行貸款增速的下行風險。 例如,假設全球實體經濟的不確定性跳升,且其達到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的升幅,那麼提前一年全球平均實際 GDP 增速的下行結果(具體而 言,為第 10 百分位數的結果)將惡化 1.2 個百分點。當宏觀金融脆弱性較高,或市場波動性與不確定性的脫節更嚴重時,這種 影響會更強。不確定性還可以透過貿易和金融聯絡帶來跨境溢位效應。

高企且快速增長的主權債務仍然是一項全球性挑戰,而許多轄區未能達到實現長期債務穩定所需的基本餘額。在許多發達經濟 體,隨著央行持續實施量化緊縮,政府新發行的債券中有越來越大的一部分將需要由價格敏感型買家吸納,這可能會加劇債券市場的波 動。對於財政緩衝薄弱且不斷惡化的新興市場和前沿經濟體,其主權債券和信用違約掉期的利差增幅超過了其他轄區,這增加了它們的償 債難度。

自 2024 年 4 月《全球金融穩定報告》釋出以來,新興市場持續展現出抗風險能力。央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持續關注了國內經濟和 通脹狀況,依靠匯率調整來緩解外部不利因素。隨著主要發達經濟體計劃放鬆貨幣政策,新興市場的壓力可能在短期內有所緩和。但在未 來,貿易政策和地緣政治的高度不確定性,以及(作為許多新興市場重要貿易伙伴的)中國增長前景的放緩,可能會增加新興市場維護金 融穩定的難度。證券投資流動的波動性可能會升高,獲得國際融資的難度也可能增加,這對前沿經濟體而言尤其如此。實際上,在過去十 年中,發達經濟體對新興市場的利率溢位效應有所增強,美國 10 年期債券的期限溢價(投資者持有長期證券所要求的風險溢價)的變化對 新興市場 10 年期債券期限溢價變化的解釋力不斷增加(圖 ES.5)。

2024 年,全球可持續債務的發行量有所反彈。然而,從今年初至今的發行量看,新興市場在其中僅佔到了 13%(圖 ES.6),而且 新興市場以本幣計價的可持續債務比例很小。氣候融資投資的不足可能會使減緩、適應氣候變化的工作被推遲,並可能在未來影響金融穩 定。

即使全球利率正在下降,未來幾年許多企業在償債方面還是會面臨挑戰。儘管強勁的經濟活動和健康的企業資產負債表幫助部分 企業維持了穩健的利潤率,但實力較弱的企業身陷困境,使企業債違約率持續上升。一些在私募信貸市場以高利率借款的中型企業的情況 正日益緊張,並已經採取了實物支付方式,這實際上推遲了利息支付且積累了更多債務。此外,貿易限制措施和地緣政治事件可能推高投 入品成本和削弱付息能力,從而對企業造成影響。儘管信用惡化的跡象越來越多,但按照歷史標準看,企業債仍然在較窄的利差範圍內交 易,這導致了定價偏離,表明市場突然進行信用風險重新定價的風險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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