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的顯著復甦和商品與勞動力市場形勢的變化，是導致這一誤判的兩大原因。

人們常將宏觀經濟預測比作看著後視鏡向前開車。以往的經驗確實常常能夠幫助我們可靠地預測未來。然而，當經濟遭遇破壞性衝擊時，先前熟悉的經濟模式可能會發生變化，這就增加了預測失誤的可能性。儘管如此，包括 IMF 工作人員在內的絕大多數專業預測者在很大程度上未能預見當前全球迅猛且持久的通脹浪潮，這仍值得人們玩味。這自然引出一個問題：我們是否本應預見到這波通脹浪潮的到來？

IMF 按季度編制併發布其《世界經濟展望》預測結果，其中包括關於 GDP 增速和通貨膨脹的預測。最近，我們對世界各經濟體的核心通脹預測中的誤差進行了剖析（“核心通脹” 指剔除了食品和能源價格波動後的通脹）。核心通脹與許多央行的通脹目標緊密相連。它變化緩慢，是一個相對容易預測的物件。在核心通脹預測上，如果出現重大誤差，往往是因為對當前和近期的商品和服務供需狀況評估失誤。

雖然我們在 2021 年第一季度至 2022 年第二季度期間多次修改通脹預測，但誤差一直相當大且持續存在。這些意外的通脹在俄烏衝突之前就已經出現了。俄烏衝突擾動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場，加劇了供給側的通脹壓力——儘管如此，我們仍認為，新冠疫情的衝擊以及隨之而來的有力財政支援推動的經濟復甦，是點燃高通脹的第一粒星火。那麼我們是如何論證這一假設呢？

我們進行了事後和事前分析，以更好地理解導致通脹預測失誤的經濟驅動因素。“事後分析”是指基於已經發生的事實和我們今天所知道的資訊進行分析。而 “事前分析” 則是指，儘可能地對預測時所掌握的、但似乎尚未充分融入通脹前景中的資訊進行分析。

導致預測偏低的因素

事後回顧，我們認為以下四個因素有助於解釋通脹預測偏低的原因。第一，當新冠疫情暴發時，決策者迅速採取了財政支援措施，避免危機給經濟造成深刻創傷。儘管如此，有關預測仍假定危機會留下一些經濟創傷，對 2021 年產出缺口的預測顯示，經濟活動將較潛在產出出現大幅萎縮。但只有在事後才發現，相對於潛在產出，實際產出的下滑程度並不像預期那麼嚴重。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世界上大多數（幾乎佔全球 GDP 的 80%）經濟體的產出缺口比 2021 年初的預測值更小，這表明需求快速復甦超出了預期。我們發現，那些在疫情衝擊下經濟復甦更快的國家——如紐西蘭、新加坡和土耳其——也經歷了高於預期的通脹。2021 年的這種情況比 2022 年更為普遍，暗示了過度的需求刺激可能在疫情復甦的初始階段發揮了作用。

第二，在需求強勁復甦時，供應鏈卻高度緊張。通常情況下，供應鏈瓶頸要麼由需求衝擊造成，要麼由供給衝擊造成，同時由兩側衝擊造成的情形很少出現。在新冠疫情初期的防疫封鎖期間，這兩大因素同時出現了：商品需求迅速增長，同時，供給則出現了暫時性的大幅下降。我們發現，對於那些更多因需求側（為非供給側）因素導致供應鏈緊張的國家而言，其預測誤差平均而言更大。這種情況在巴西和紐西蘭尤為明顯，而加拿大和美國的預測誤差也較大。

第三，防疫封鎖初期，由於休閒和酒店業大多停止運營，需求從服務轉向商品，加劇了供需失衡。這暫時扭轉了過去幾十年商品通脹低於服務通脹的趨勢。對於商品通脹比服務通脹更高的經濟體，這種扭轉的程度更大，預測誤差也更大。服務需求向商品需求的轉移可能是導致巴西、智利和美國通脹預測失誤的原因之一，2021 年，這些國家的核心商品通脹率是服務通脹率的兩倍多。

第四，勞動力市場空前緊張，且一些發達經濟體的這一狀況一直持續至今，混淆了上述一些因素的作用。若以空缺職位與失業人數的比率來衡量勞動力市場的緊張程度，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和美國的勞動力市場尤其緊張，且該指標與這些國家的核心通脹預測誤差幅度顯著相關。

財政刺激

需求超預期復甦、需求增加導致供應鏈緊張、需求的部門轉移以及勞動力市場升溫——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為通脹預測的反覆失誤給出了一種令人信服的事後解釋。事後來審視這些因素，我們當然更加明智。然而，政策制定者必須基於當前所擁有的部分資訊實時做出決策。這就引出了一個簡單但重要的問題：在釋出預測時，預測者是否本應看到這股通脹力量正撲面而來？

司機提高車速時，視野可能會變窄，從而掩蓋前方的危險。2020 年疫情政策應對措施的一個特點在於激進的財政刺激，據一些觀察人士稱，這一時期的財政支出接近戰時支出。重要的是，當時的預測者已經掌握了這些刺激措施的相關資訊。我們的分析顯示，2020 年各國政府公佈的應對新冠疫情的財政刺激方案規模，總體上與 2021 年發達經濟體核心通脹預測的誤差呈正相關關係。這表明，預測者雖然預測到大規模財政干預措施的潛在影響，但可能沒有充分校準預測；而同時，也必須謹慎地解讀這一證據。首先，正相關的結果主要由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和美國等國家造成，這些國家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一直存在勞動力市場緊張的情況。其次，深入研究資料可以支援這樣一種解釋：預測誤差更多地是由於誤判了供給約束的嚴峻程度，包括勞動力市場的供給約束，而不是源於低估了財政政策對經濟活動反彈的影響。

政策的權衡取捨

如果 2020 年的財政刺激規模太小，可能會導致經濟長期遭受創傷。但如果刺激過度，也會存在過度刺激經濟並引發通貨膨脹的風險。由於發達經濟體的通脹率過低，大型經濟體的政策制定者們大力支援了大規模財政干預，並可能因此忽略了後一種風險。

預測者當時也面臨著相當大的不確定性。主要的難點在於商品和勞動力市場的形勢不斷變化，很多經濟資料難以進行實時分析。這使得經濟前景變得更為複雜。相關證據表明，大規模的財政刺激本應會造成通脹風險向上傾斜。但是，這個結論取決於少數（但規模很大的）經濟體的結果。

未來，當我們展望通脹前景時，應更好考慮財政政策的影響，特別是在供給約束會放大過度需求對通脹影響的情況下。回顧 2020 年，鑑於前方潛藏的風險，各方或許本可建議政策制定者們適當減緩速度。不過，這種評估仍然是不全面的。只有將其與經濟深受重創的反事實情景進行比較，我們才能真正衡量彼時所做政策選擇是否適當。

本文作者

克里斯托弗 • 科赫

IMF 研究部經濟學家

和迪亞 • 努爾丁

IMF 研究部經濟學家

圖文編輯：李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