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阿里AI聶再清:不能讓人人無差別享受AI,是程式設計師的恥辱

AIBigbull2050發表於2020-07-07

以下文章來源:南方人物週刊,作者吳綿

“這是一件正確的事,但不是一個故事,大部分人不理解。”姚頌認識到,要學會尋找“正確的非共識”,尤其是在AI這樣快速變化的領域。


新聞和資本捧起了AI風口,學術界的人在喧囂中架起安靜的書桌,工業界的人在泡沫中摸石頭過河。MSRA走出來的三人,都找到了自己在AI界的座標。


文 | 吳綿

全文約 4339字,細讀約需 8分鐘



5月,上海商場四處是“五五購物節”的促銷海報。全民消費浪潮下,朱明傑不忘和海外的朋友分享薅羊毛心得。十分鐘後,他把朋友拉進了“MJ和他的朋友們一起拼多多”微信群。

作為深度網購使用者,朱明傑和今天的中國消費者們在手機上看到什麼、買到什麼,會如何在技術的指引下走向未來生活,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由他自己,以及和他一樣的科學家們對演算法的突破所決定的。

6月16日,朱明傑和他的前同事盧策吾等15位中國AI科學家、創業者,在《Nature》機器智慧子刊聯名發表了一篇論文,討論人工智慧在中國的應用和前景。這篇文章在國際科技界引發了諸多討論,被稱為“中國青年科學家的集體亮相”。

三年前,《麻省理工科技評論》首次針對中國評選了35歲以下的未來科技創新領軍人物,這大概是西方世界最早開始好奇中國的這群“天才科學家”。

在西方媒體看來,中國正在成長中的這群青年人與上一輩有諸多不同。而這些不同,也即將改變中國——這個僅用三十年便穿越農業和工業社會,馬不停蹄奔向資訊科技革命前沿的國度。

這些35歲左右的AI科學家,曾經就是“別人家的孩子”,是班裡看起來平平無奇,但總考滿分的“天才少年”。

朱明傑便是其中一位。2020年,由他創立的氪信科技,被國際諮詢機構IDC評選為AI驅動金融行業智慧決策的代表之一。

不同於書裡寫的“牛頓被蘋果砸了頭想出萬有引力”、“愛迪生把手錶當雞蛋煮了”,今天的這群中國青年科學家們,他們沉浸於生活,又時刻試圖超越生活。



我是誰,我在哪


1997年,比爾·蓋茨在清華大學發表演講,臺下中國學子的熱情使他感動,隨即決定在中國設立MSRA(微軟亞洲研究院)。1998年,李開復回國,接下了MSRA首任院長的職務。

伴隨著網際網路浪潮,人工智慧的種子開始發芽。李開復在全球遍尋AI人才,甚至找回了美國工作13年的張亞勤。一些AI大神聽說後,接二連三飛回了國。

這些“大神”多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打下了中國人工智慧科學的地基。與此同時,有一批人剛剛步入中小學,還不知道人工智慧是什麼,卻已經開始思考“我是誰”。

“不是狀元,數學發揮失常,所以江蘇理科高考前十。”朱明傑回答,“沒有什麼開竅過程,初中12次大考只有一次不是年級第一。”

和他同齡的盧策吾,高中開始展露出“學霸”的氣質。他不是班上考試最好的,但常常在考場上推出新的公式定理,“有的後面會學,老師以為我預習了,其實是我自己臨時推出來的”。

此時,比他們小十歲的姚頌剛上小學。一年級時,父母給他買了全12冊《十萬個為什麼》。沒過多久,天文、地球和數學冊就被翻爛了,人文和環境冊還是新的。

2010年,姚頌去了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第一次期末排名剛擠進前20%。大一下學期,他偶然參加了新生歌手大賽,取得不錯的成績,“我突然意識到,大學和中學完全不一樣,不是隻有學習,還要兼顧生活,為未來做準備”。

自那之後,他彈吉他、打籃球,每件事只爭取90分,“85分要付出1分精力,90要付出2分,95就要付出5分了”。很多事未必要追求完美。畢業前夕,他因為另一件90分的事,組了個班子做起了智慧晶片。

蘇格拉底說:認識你自己。如果說,姚頌只是覺得自己“未必要去做科學家”,那麼朱明傑則是透過念大學,明確了“還是應該讓更適合的人去做科學家”。

“在座的沒有天才,因為天才已經坐在少年班了”——初中物理老師說過的這句話,朱明傑一直記著。後來他“發揮失常”,考上了科大少年班。

剛進校門,他就迎來現實一擊。第一堂課摸底考試,宿舍三人不及格,一個人62分。即便這樣,班上依然有四個滿分。“我一下子就清醒了,人跟人真的有差距。”

“數學物理高尚,工科被鄙視,最好得諾貝爾,學生代表都是科學家。”

朱明傑清楚少年班的培養思路,但也只得放棄物理學家的夢,“隔壁宿舍的傅太陽,請教過我傅立葉變換,這是我學術生涯的高光時刻”。此人真名傅亮,22歲以第一作者身份發表的文章,被物理學最權威的雜誌PRL評選為物理學近125年最有影響力的49篇論文之一,現在是MIT最年輕的華裔終身教授。

兜兜轉轉,只有盧策吾,真正踏上了AI研究的道路。



Code 不如 Work


1917年11月7日,馬克斯·韋伯在德國慕尼黑大學向青年學子們做了《科學作為天職》的著名演講。時至今日,有志於學術研究的年輕人,入行前仍會精讀此文,記住那句叮囑:學術生活就是一場瘋狂的賭#博。

多年來,大家討論的始終是如何平衡科研與教學,忘了其中還有一句:靈感在科學領域的作用,不亞於它在藝術領域的作用。以為一個數學家坐在書桌前,只要給他尺子或計算器,他就能夠得出具有科學價值的成果,這是一種孩子氣的想法。

當被問及對盧策吾的第一印象,朱明傑脫口而出四個字——呆若木雞。

盧策吾重點研究影像識別。他常常24小時埋頭鑽研,偶爾也會抬頭望向窗外。研究越是深入,“抬頭”的次數越多。靈感不在別處,就藏在現實世界。

“計算機對視覺的理解有限,那麼機器有沒有可能互動呢?”他進一步解釋,人類看護老人小孩,呼叫了五種感官。要是機器也可以觸控,理解就會更準確。深度學習識別不了動作,他必須從“人”而非“機器”的角度思考問題。

對於走出象牙塔的人來說,“擁抱現實”幾乎是唯一的答案。

朱明傑畢業後在MSRA工作四年,剛好見證資訊時代兩大巨頭的AI對決,“大象打不過老鼠,微軟晚了十年,還要考慮相容性,不可能打得過谷歌”。他意識到資料量的重要性,“中國那麼多人,就是最好的實驗室”。

2015年,他選中AI+金融的賽道創業。因為這裡人力集中,具備商業化可能,“真AI只能用錢表達”。

科學家和創業者的思維,到底有何不同?他舉例:系統如何鑑別洗錢?科學家會建立網路,用精妙的演算法發現不正常的程式碼,再逐個最佳化;創業者對結果負責,直接抓幾個典型案例,研究人的行為是什麼樣的,再設定一套遮蔽規則。

“過濾掉80%的可疑使用者,目的已經達到了。”朱明傑說,“殺雞焉用牛刀。”

這和姚頌貫徹的“90分萬歲”哲學相通。他從大二開始,和團隊做起了人工智慧晶片。他喜歡將其說成一套解決方案,而不僅僅是一款產品,“演算法很好和能用是兩個概念”。

“智慧晶片的關鍵,是降低功耗和提高效能。很多人重視引數比如頻率,但晶片大賣,首先得客戶用起來。”姚頌強調,晶片要同時做產品和演算法,不能只追求峰值效能100,“萬一跑出來只有10呢?還不如峰值50、實際40的晶片”。



“科技讓世界變得更好”


2016年3月9日,李世石投子認輸。他對記者說,雖然首局敗給了阿爾法狗,但“今天下得很高興”,後面的對局應該是五五開。三天後,李世石以0比3提前落敗,他哽咽著向世人道歉:“輸給電腦的只是李世石個人,不是整個人類……”

世界圍棋冠軍柯潔,“狂妄”地發了條微博:AlphaGo能贏李世石,但是贏不了我。一年後,他終於有機會迎戰阿爾法狗,結果三場比賽無一獲勝。攝像頭捕捉了少年抿嘴面向殘局的一幕。曾在第四局獲勝的李世石,成為唯一贏過機器的人類。

圍棋界沉默了,人工智慧界沸騰了。2016年,全球AI領域融資額創下五年新高,華人AI研究貢獻佔據全球份額近一半。也是在這一年前後,本文的主角——這些AI青年學者、創業者,迎來了事業上的轉折點。

就在人機大戰的一個月前,姚頌團隊獲得了天使輪融資。創業頭三個月,他見了五十撥投資人卻一無所獲。有次去矽谷開會,順路拜訪了幾家VC,居然當場就“被逼”簽了投資意向書。姚頌坦言,要是晚一個月,估值會更高。

回過頭來,他覺得自己團隊當時看起來“確實不行”:唯一的全職,是個剛出校門的小孩。不去講業界通用的引數,說的那些“系統”“方案”,非技術人士根本聽不懂。但他最終還是拿到了融資,後來,團隊被美國半導體公司賽靈思收購。

“這是一件正確的事,但不是一個故事,大部分人不理解。”姚頌認識到,要學會尋找“正確的非共識”,尤其是在AI這樣快速變化的領域。

現在,姚頌是公司最年輕的高管之一。他不看電視劇、不玩遊戲,但會追音樂綜藝,“我基本什麼樂器都會玩,除了貝斯”。前幾年,他時常穿著正裝四處演講,其實他討厭穿襯衫,平日裡最常穿的是企業文化衫,也會買星球大戰限量版T恤。團隊被收購後,他很少公開露面,“從收購前半年,我就在把骨幹推到臺前,刻意讓他們多說話,我自己少說話”。

姚頌四處路演的這一年,盧策吾奔赴史丹佛開展博士後研究。在那裡,他見到導師李飛飛,後者曾為網際網路十億圖片打標籤,影響了計算機視覺領域的發展。盧策吾也更加深入思考用科學眼光審視人工智慧。

“現在的AI是前科學時代,需要一個從煉丹術到化學轉變的過程。”盧策吾說,現在AI就像16世紀的化學,大家只知道丹藥可以賣錢,卻不知道元素週期表。大家只認work,不知道原理,“追求準確率更高,其實是在做延長線”。

類比物理的質量,化學的元素,生物的DNA,人工智慧也應該有一個“根”。為了尋找這個“根”,盧策吾必須從程式碼中走出來,進行全域性的思考。最近他讀起了數理化的大學教材,“怎麼定義一個抽象的事物,這很有趣”。

朱明傑也讀起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書。小時候,他還會看葉永烈的《小靈通漫遊未來》,說自己長大了要當科學家。上了少年班,他讀社會科學彌補缺失的“人文氣質”,創業之後,他小心翼翼把科學家“骨子裡的傲氣”藏起來。

平日裡,他會仔細研究車上貼的貸款小廣告,“為什麼都貼成這個樣子”。夜深人靜,他偷偷改了2020年的flag,“拼多多上每週下單不超過一次”被改為“每天下單不超過一次”,“騎行不低於1000公里”被改成“跳繩不少於50萬次”。

新聞和資本捧起了AI風口,學術界的人在喧囂中架起安靜的書桌,工業界的人在泡沫中摸石頭過河。MSRA走出來的三人,都找到了自己在AI界的座標。

盧策吾現在是上海交大的博士生導師,原本不太關注網際網路新產品的他,現在時常出沒在各大社交媒體、論壇上,因為年輕人在上面,他要把最好的生源留在國內。

姚頌把公司賣給賽靈思以後,給父親買了一輛價格百萬的賓士。有天半夜11點,他父親突然跑出去要加油,只因“明天一箱油要漲6塊錢”。他突然理解了下沉市場,這也是一種“正確非共識”。

朱明傑“重操舊業”,聯合同行寫起了學術論文。他負責的部分是“AI在中國金融領域的進展”,美團王仲遠寫“無人商店”,頭條李磊研究“自然語言處理”等等。這篇論文已被《Nature》子刊採用,盧策吾也是作者之一。

前段時間,朱明傑還轉發了黃崢的股東信,“都是技術男改變世界,所以也吸引了技術男來用”。

“工程師就像一個廚師,我們的taste決定了世界會不會好。”朱明傑最近唯一刷完的劇是《矽谷》,他尤其記得那個結局:創業六年的小夥伴,因為遇到一個無法解決的bug,親手毀掉80億美金市值的公司。這個bug不是AI太渣,而是AI太強,以至於有可能毀滅世界。

“他們最後失敗了,但回過頭看,他們是在某個節點影響了世界的。”朱明傑說,不管工業界還是學術界,做技術的人都有一個使命感,“Go and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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