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地圖集》主編譚其驤教授資料

譚其驤（1911～1992）

字季龍，籍貫浙江嘉興，生於遼寧瀋陽。民國15年（1926年）進上海大學社會系，民國16年轉入上海暨南大學中文系，次年轉入外文系，旋轉歷史系，民國19年畢業；同年進北平燕京大學研究院，師從顧頡剛先生，民國21年畢業，獲碩士學位。同年春任北平圖書館館員、輔仁大學兼任講師，後又兼燕京大學、北京大學講師。民國24年在廣州學海書院任導師，次年仍回北平，先後在燕京、清華大學任教。民國29年初至貴州浙江大學史地系任副教授、教授，1950年起任復旦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198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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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開始於1955年重編改繪楊守敬《歷代輿地圖》，初稿完成於1974年，後陸續內部發行。1980年起修訂，1982年起公開出版，至1988年出齊。這是中國歷史地理學最重大的一項成果，也是他最傑出的貢獻。這部空前鉅著共8冊、20個圖組、304幅地圖，收錄了清代以前全部可考的縣級和縣級以上的行政單位、主要居民點、部族名以及河流、湖泊、山脈、山峰、運河、長城、關隘、海洋、島嶼等約7萬餘地名。除歷代中原王朝外，還包括在歷史中國範圍內各民族所建立的政權和活動區域。《圖集》以歷史文獻資料為主要依據，吸取了已發表的考古學、地理學、民族學等相關學科的成果，以其內容之完備、考訂之精審、繪製之準確贏得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被公認為同類地圖集中最優秀的一種。

在《圖集》的編繪過程中，經過反覆研究，譚其驤確定了歷史上中國的範圍，使它充分反映了各民族共同創造歷史，為今天的中國和中華民族的形成作出貢獻的事實，既顯示了漢族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也肯定了少數民族對邊疆的擴充套件和鞏固的重要功績，揭示了統一逐步擴大、鞏固，開發逐步深入、穩定的基本趨向。在處理歷史上的民族關係、中外關係和疆域邊界等問題上，他始終堅持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前提下，努力做到有利於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圖集》所確定的關於歷史中國、中原王朝、邊疆政權、非漢族政權、地方政權、自治地區之間關係的原則，對於中國史、民族史、中外關係史、中國歷史政區地理等學科的研究都具有指導意義。

從1982年至逝世，他又主持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的編繪，這是一部包括歷史人文和自然兩方面十多個專題圖組上千幅地圖的巨型地圖集。

譚其驤繼承和發展了傳統的文獻研究方法，結合現代科學理論和研究手段，開闢了歷史地理研究的新途徑，解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論和實際課題。他對歷史地理的探索是從沿革地理入手的，在他前期的論著中，有關地理沿革的研究佔很大的比重，有對歷代地理志的輯校增補，也有專題考證，其中的《秦郡新考》、《秦郡界址考》、《新莽職方考》、《〈漢書·地理志〉選釋》等都被學術界視為定論或本學科的理論基礎。30年代問世的《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首次運用地名學方法，對這次重大移民作了定量分析；《湖南人由來考》則從族譜的統計分析入手考證移民的來源、遷移時間和過程；這些在移民史研究中擁有經典地位。《近代湖南人中之蠻族血統》、《播州楊保考》、《羯考》等論文糾正了長期流行的錯誤。他還致力於古代地理遺產的整理和發掘，但也堅持客觀地評價前人的成就，《論丁文江所謂徐霞客在地理上之新發現》、《論五藏山經的地域範圍》等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50年代以後，譚其驤的研究重點轉入黃河變遷史、上海成陸和發展史以及長江、海河等水系形成和變化等方面。《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後會出現長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提出了與前人迥然不同的結論：以牧業為主的民族遷入中游地區和人口銳減造成前農墾區縮小，客觀上減少了水土流失量，是黃河長期安流的決定因素。他還發現了一條從未被人所知的上古黃河故道，從而證實了西漢以前黃河下游的改道曾極其頻繁。他1957年的一次學術報告指出：公元3世紀曹操開平虜渠和白溝等人工河道，使河北平原上眾多分流入海的水道相互溝通，下游日漸淤塞，逐漸形成今天的海河水系。他對上海的成陸過程、得名和建鎮年代都發表過多篇論文，大多已成定論。他對古籍中雲夢與雲夢澤的含義和範圍、洞庭湖的變遷、鄱陽湖的形成等專題的研究成果，已為自然科學家用技術手段的考察所證實。這些成果不僅對歷史自然地理研究和經濟建設具有重大意義，而且也為相關時期和地區的歷史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地理背景。

譚其驥1982年前的主要論文編入《長水集》（上、下冊），198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後的主要論文編為《長水集續編》，199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