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F)

　 卷帙浩繁

72年又5個半月才能讀完 《四庫全書》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部叢書。79377卷36277冊書，囊括了從先秦到清代乾隆以前的主要典籍，涵蓋了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各個學科領域。其卷帙浩繁，內容宏富令人歎為觀止。近８萬卷的《四庫全書》如果將近２３０萬頁的紙張攤開，逐一相接，其長度可繞赤道一又三分之一圈！規模如此巨大的書籍如何閱讀呢？史書上曾記載了這樣一個小故事，宋太宗特別喜歡當時編纂的一部叢書《太平總類》，把它列入閱讀的書單，決定日覽三卷，一年讀完。這本書也因此更名《太平御覽》。一天三卷，就是大約３萬多字。可以肯定，按照宋太宗的讀法，要用26446天也就是72年又５個半月，才能讀完《四庫全書》。事實上，從問世至今，還沒有一個人能夠從頭到尾讀完這８億字的宏篇鉅著。遍讀《四庫全書》意味著涉獵中國古代所有的學問，窮盡中國豐富博大的傳統文化。這對任何個人而言，都是難以企及的。 　　

作為中國古代最完整的“大百科全書”，《四庫全書》最大的功效就是儲存典籍、傳承文化，為學者的研究提供完整的文獻資料。歷史上文獻典籍的流傳和儲存，有這樣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單本的圖書，零散的著述，往往容易散失亡佚；而凡是編纂或匯刻為一部大書的，則比較容易儲存和流傳下來。《四庫全書》正是這樣一部大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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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書與查禁 　　

禁燬書籍種數等《四庫全書》收錄典籍數目《四庫全書》的編纂要從乾隆37年（1772年）正月頒發的一道徵書諭旨說起。乾隆是歷史上少有的“武功文治”全才的皇帝，他對散逸民間的文獻書籍很感興趣。這是第三次詔令各地督撫訪求書籍，與前兩次一樣如同泥牛入海；直到十個月後，才收到貴州巡撫姍姍來遲的一道奏摺，報稱本地“地居山僻，書籍罕臨”。乾隆帝大為惱火，嚴厲責令各省督撫，尤其是藏書豐盛的江浙地區的督撫大吏，要求他們立即奏報訪書情形。恰在此時，安徽學政朱筠上奏書提出訪書校書的四條建議，其中提到翰林院所藏的《永樂大典》中收有不少當時民間已失傳的珍貴典籍，請求派專人進行輯錄。翰林官員查核《永樂大典》後，發現確如朱筠所言，乾隆遂下令從《永樂大典》中輯校珍稀典籍。並決定將所有的書籍集中起來，包括在全國各地廣泛徵集圖書，採購社會上流傳的通行本，挑選清內廷收藏的圖書，再加上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來的珍本善本，把它們全部彙集起來，編成一部大書。當時官吏們徵書的辦法有很多種：設書局專門辦理，根據書目資料察訪圖書，利用書商賈客訪求圖書，鼓勵藏書家獻書。最後一種收效頗豐，由於有皇帝親筆題詩、總目中記名的獎勵，江浙一帶的藏書名家紛紛將家中所藏的珍本善本進獻朝廷。史載，江蘇揚州鹽商馬裕一人進獻家藏珍本776種，浙江寧波天一閣主人範懋柱獻書６０２種。最終徵集圖書的總數達１3501種。說到徵書，就不能不提及隨後那場查繳圖書的浩劫。從民間徵得的書籍中，發現不少不利於清王朝的言論和記載。這與清初入關後開展的一系列民族高壓政策有關，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血腥的記憶使得一批文人學者在武裝反抗失敗後，隱居著書，透過紙筆將反清思想傳於後世。獻書至四庫館後，反清書籍陸續被大量發現，清廷震怒之下發出禁燬“違礙”、“悖逆”之書的命令。先是抽毀，將書中不利於清廷的文字一一刪除，抽不勝抽便全毀。整個毀書過程中，共禁燬書籍３１００餘種，差不多等於《四庫全書》收錄的典籍數量。與禁書相連的便是“文字獄”。乾隆年間是清朝文字獄最盛行的時期，共計１００餘起，而發生在編纂《四庫全書》期間的為４８起，約佔半數。這些禁書活動和文字獄案件，不僅給《四庫全書》這項大型文化工程蒙上了一層陰影，而且對整個中國社會的思想文化產生了極為嚴重的負面影響。　　　　　　

開館編纂 　　

抄寫人員就有３８００餘人, 乾隆３８年（１７７３年）２月，朝廷設定“四庫全書處”，後沿襲清代開館修書的慣例也稱為“四庫全書館”。開館後，皇帝任命皇室郡主為總裁，大學士以及六部尚書、侍郎為副總裁，並特別徵召翰林院和全國的著名學者入館擔任纂修官，從事全書的考核編纂工作。先後任職四庫全書館並正式列名的朝廷官員和文人學者達３６００人之多，其中著名學者如紀昀、戴震、邵晉涵、王念孫等人，都是擔負學界重望的飽學之士。一時間，四庫全書館成為匯聚知識精英、引領學術風氣的重要場所。 　　歷時十餘年的《四庫全書》編纂工作，根據書籍的不同情形，主要分為三大部分。其一是《永樂大典》的輯佚。其二是內府書籍的處理，纂修官對清代歷代皇帝下令編纂的各種書籍以及宮內各處收藏的圖書進行校閱修改，並奉命編纂增入《四庫全書》。新書籍的編纂，一直持續到乾隆末年才基本辦理完畢。其三是進呈書籍的校閱，這是所有工作中量最大也最繁複的部分。在四庫全書館官員的辛勤努力下，許多書籍的真實面貌得以恢復，文字訛誤得以糾正，版本源流也得以理清。中國曆代典籍和傳統文化由此得到全面的清理和總結。所有的圖書，都有一個統一的取捨標準，根據乾隆帝的旨意分為應刊書籍、應抄書籍、應存書籍。凡流傳稀少的珍貴古書和特別有學術價值的書籍，列入“應刊”範圍，共計收書１３８種，形成了後來的《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凡各個學科領域具有學術價值和學術水平，以及有益於實用的書籍，或者雖有不足但瑕不掩瑜的書籍，列入“應抄”範圍。這兩類書籍都要送到繕書處統一抄寫成冊。抄寫之後，還要與原本反覆校勘，以免訛誤。《四庫全書》的抄錄與校勘，是全書編纂過程中持續時間最為長久、花費人力物力最為巨大的工作。僅是參與抄寫的人員，就動用了３８００餘人。應存書籍包括不符合正統儒家學說的，或者學術水平不高價值不大的圖書，有些“違礙”的書籍經過抽改後也列入《四庫全書總目》。

分色裝潢 　

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 　　《四庫全書》在裝潢方面最有特色的就是分色裝潢。由於全書分為經史子集四部分，為方便識別利用也為美觀，每一冊書的封面根據所屬的類別，分不同顏色裝潢。經部綠色，史部紅色，子部月白色（或淺藍色），集部灰黑色。四部顏色的確定，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四庫全書總目》因為是全書綱領，採用代表中央的黃色。　　　　

命運多舛 　

曾被用來包核桃瓜子 　《四庫全書》問世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這二百年也正是中國歷史最為動盪飄搖的二百年。１８４０年鴉片戰爭後，中國遭遇了空前的國難，《四庫全書》也開始了自己多舛的命運。 比如杭州文瀾閣藏書樓在起義中倒塌，藏本散失，流落民間。一時間，街頭巷尾包核桃、瓜子的紙張竟都是《四庫全書》的宣紙。一對丁氏兄弟戰後回到杭州城，見到此景隨即投入緊張的搶救《四庫全書》的工作。他們四處尋找，花錢購買，終於搶救回原書的四分之一。後來經過歷代文人學者的努力補抄，現基本齊全，收於杭州市浙江省圖書館。所幸，運用現代科技，上海人民出版社已於１９９９年出版發行《四庫全書》電子版，為這部珍貴書籍的儲存和流傳提供了極大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