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劃資料“中國”古今稱謂的研究及其意義(轉)

策劃資料“中國”古今稱謂的研究及其意義(轉)[@more@]

　　一

　　人有姓名，國有稱謂。“上下五千年、縱橫一萬里”的中國，國外有人說，這是“一個偉大到不需要為之辯護的國家”――中國的偉大，也充分體現於中國古今稱謂中。

　　

　　所謂“中國”古今稱謂，指的是由古迄今“中國”這一區域的稱謂，包括自稱與他稱。在地名學上，這些稱謂屬於面狀地名，即“中國”這個人文地理實體的名稱。“中國”古今稱謂的研究，應該是歷史學、地理學、民族史、文化史、地名學共同關注的重要課題。

　　

　　有著四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國，古今稱謂繁多而又可大別為三類。第一類即國號，包括夏、商、周、秦、漢、新、晉、隋、唐、周（武 的周）、宋、大元、大明、大清計十四個統一王朝國號，以及帝制結束後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國號的指稱物件，無論時間抑或空間，都相當明確。第二類可擬稱為名號，如區夏、有夏、時夏、諸夏、中夏、函夏、方夏，華、諸華、華夏、華域、華壤，中國、中華、中土、中邦、中區、中域、中畿、中縣、中州，禹跡、禹域、禹甸、禹縣，九州、九有、九囿、九原、九土、九圍、九牧、九畿、九域、九方、九隅、九區、九野、九壤、九宇，四海、四方、四表、四封，海內，天下，赤縣神州、齊州、冀州，漢地、漢域，神國，宇縣、宇內、域中、封域、區縣，方畿、方內，東土、東國，等等皆是；名號指稱的時空範圍模糊，文化的、民族的、政治的涵義也往往多變。第三類是域外有關中國的稱謂，其中影響最大、使用最廣的，除了漢、唐、中國、中華這些源於國號、名號的稱謂外，還另有支那（Ｃｈｉｎａ，或譯真丹、震旦等）、賽里斯（Ｓｅｒｉｃｅ，或譯舍里斯、賽裡絲等）、桃花石（Ｔａｕｇａｓ，或譯陶格司、湯姆格芨等）、契丹（Ｃａｔｈａｙ，或譯乞塔、契泰、迦太等）四個系列，以及諸如那迦（Ｎａｇａｓ）、德盧（Ｔａ－ｒｕｋ）等特殊稱謂；其原型大體不是漢文，而是各種外文的音譯。

　　

　　“中國”古今稱謂如此之多，然而也許是對其中的有些稱謂太耳熟能詳了，而對另一些稱謂又太過於陌生，有關“中國”古今稱謂的推源釋意研究、系統全面探討，竟然還尚待展開。這種情況，可以比附一下東漢劉熙的《釋名》。昔劉熙撰《釋名》，其自序雲：“夫名之於實，各有義類，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之義”，故《釋名》的目的，在於辨明上則天地陰陽、下至宮室車服種種名稱的“所以之意”。而就“中國”古今稱謂言，也與此相彷彿。我在課堂上常常問學生這樣的問題：“啟為什麼用夏作為國號？劉邦為什麼定國號為漢？時時接於目、聞於耳的華夏、中國、中華、支那（Ｃｈｉｎａ）又是什麼意思？”讓人感嘆的是，如此等等的相關問題，大學生、研究生們往往啞口結舌或者語焉不詳。這是滑稽的。我們的祖先生長在中國，我們生長在中國，將來我們的子孫也要生長在中國，而作為中國人，對於自己國家的稱謂豈能不知，豈能不解！

　　

　　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裡有一句話：“玫瑰花叫它什麼名字也一樣芳香！”這似乎很豁達。的確，中國叫什麼名字，都無損於它的偉大！然而，創造了方塊漢字的中國人，歷來有講究名稱字號的傳統；人名如此，國家稱謂亦然！考究中國曆代的國號、名號，瞭解域外有關中國的稱謂，其實是一件特別富有趣味的事情，其重要性也是顯而易見的。

　　

　　出於這樣的考慮，近十年來，我一直在斷斷續續地從事著有關中國古今稱謂的研究。早在１９９５年，遼寧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我與盧海鳴合著的《中國古今名號尋源釋意》；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００年間，我承擔了國家社科基金專案“中國古今稱謂與歷代國號研究”，並完成了《偉哉斯名――“中國”古今稱謂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１月版）一書。然而，有關這一課題的研究還未結束，已經取得的成果彷彿“芝麻開門”，使我看到了更多需要探討的問題；至於類似問題，如中國曆代分裂王朝國號的來源、中國曆代年號的取義、中國古今民族名稱的解釋，也是紛繁複雜而又豐富多彩的。這些，都將是我今後若干年的主要努力方向之一。學術最好能不寂寞，本著這樣的目的，此文就“中國”古今稱謂的研究及其意義略作敘說，以期引起同好的興趣。

　　

　　二

　　“中國”古今稱謂的產生原因極為複雜。如國號，從最早的夏國號到現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有著諸多的共同點：國號的來源與取義，總有其具體原因與文化背景、歷史傳統，即便是因襲或雷同的國號，也自有其顯明的意義與特別的緣故；從字面義看，中國曆代國號大多具有美義，屬於“美號”，這些“美號”與君主的統治息息相關，照應了所統治的部族民眾的心理要求，進而使政權蒙上了順天應人的色彩。又如眾多的名號，它們或與民族相關，或與文化有緣，或聯絡著歷史傳說，或根源於地理觀念，至於語言的嬗變、政治的影響、經濟的發展、文風的變遷等等，也往往作用於某些名號的形成及其涵義的變化。再如域外有關中國的稱謂，是域外人或外國人給起的，而所以要起這些稱謂，則聯絡著國號翻譯原則、國號命名方法、國號心理、國際關係、地理視野、中外交通形勢、民族更替等多方面因素。

　　

　　深入探討“中國”古今稱謂的政治文化意義，我們可以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是：“偉矣哉！變動不居而又蘊含深意的中國曆代統一王朝國號，延用不衰而又凝重氣派的中國古今名號，來源不一而又終歸取準於文化的域外有關中國的稱謂！”

　　

　　就“偉矣哉”國號言，首先，早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紀，啟即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君、家、國三位一體的國家；啟用作國號的“夏”，則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可信國號。夏國號的最終擇定，與蟬所代表的居高鳴遠的美義有關；而取美義為國號，遂成為中國歷史上命名國號的一種常用方法。由夏而下，商、周、秦、漢、新、晉、隋、唐、周、宋、大元、大明、大清，不僅是中原王朝，而且是中央王朝――即統一範圍較大，某種意義上取得了當時“天下”統治地位，又統一程度較高的王朝。這樣的王朝所使用的國號，地位遠居其他國號之上，影響遠較其他國號廣泛、持久，它們是中國的典型國號與代表國號，它們可以作為中國在相應歷史時期的代稱。其次，從夏、商、周以迄大明、大清，國號一直是家天下即某一姓帝王家族擁有國家最高統治權的標誌，且逐漸成為天命所鍾、歷數所在、萬民擁戴的象徵，乃至國家政治文化的符號。這種符號，於夏為蟬，於商為鳳，於周為重農特徵，於秦為養馬立國，於漢為“維天有漢”，於新為“應天作新王”，於晉為巍巍而高，於唐為道德至大，於宋為“天地陰陽人事際會”，於大元為“大哉乾元”，於大明為“光明所照”，於大清為勝過大明，總之，皆為“表著己之功業”、“顯揚己於天下”的“美號”。至於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書寫出國號歷史的新篇章，即既區別於以往天下社稷一家一姓的國號，又表明了國家的主權屬於中國各民族，屬於中華民族。第三，“偉矣哉”國號還體現在非漢民族建立的政權之用漢式國號，及與前代中原王朝攀附關係。如十六國北朝之匈奴劉淵、巴氐李壽漢國，匈奴劉勃勃之夏國，鮮卑拓跋氏之魏國，鮮卑宇文部之周國，五代時沙陀部所建唐、晉、漢國，以及契丹之遼、党項之夏、女真之金，乃至蒙古之大元、滿洲之大清。從終極意義上說，這些國號表明了非漢民族決不自外於中國，而正是這一點，奠定了我們這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思想基礎與政治根本。

　　

　　就“偉矣哉”名號言，雖然地域概念的中國是多變的，文化概念的中國是模糊的，但中國的地域範圍在不斷放大，中國的文化意義在不斷加強。即以文化概念的中國言，所謂“中國者，聰明睿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要之，“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凡文化上達此標準者，即為中國；文化既不斷進步，中國的地域範圍遂不斷放大，中國的成員也不斷增多。那些非漢民族政權或國家，隨著經濟文化上的中國化，不僅從文化上、也從地域上成為了中國的一分子，因此中國不是哪一族的中國，而是各族共有的中國。至於後起的政治概念的中國――“十八世紀五十年代清朝完成統一之後，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帝國主義入侵以前的中國版圖，是幾千年歷史發展所形成的中國的範圍。歷史時期所有在這個範圍之內活動的民族，都是中國史上的民族，他們所建立的政權，都是歷史上中國的一部分”（譚其驤師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總編例》）――既與地域概念的中國、文化概念的中國相輔相成，又較之更加客觀與全面，而且政治概念的中國，無論時間、空間都指稱相當明確（政治概念的歷史中國地域範圍，是今天的中國加上巴爾喀什湖和帕米爾高原以東，蒙古高原和外興安嶺以南）。由中國概念的流變，我們可以明瞭這樣的史實：中國的歷史是中國境內各民族――無論文化高低、地域遠近，是漢族抑或非漢族――共同締造的，中國的版圖是由中原和邊疆共同組成的，現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繼承和發展。有意思的是，這樣的史實，同樣非常明確地顯示於諸夏、華夏、中華、禹跡、九州、四海、天下、赤縣神州等等悠長而響亮的名號中。這眾多的自稱名號，出現時間多在先秦時期，而又跨朝代、越古今地使用了下來。正所謂“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中國古今名號的偉大之處，是在這些名號的支配下，中國文化漸趨發達與豐富，中國地域也由仄小而廣大。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以文化成！中國者，文化之中國！

　　

　　再就“偉矣哉”域外有關中國的稱謂言，有源於秦王國國號的支那系，源於神秘精美的絲的賽里斯系，源於最高統治者稱號大汗的桃花石系，源於民族的契丹系，源於國名及名號但更與文化有關的漢、唐、中國、中華系。然則域外有關中國的稱謂，其演變脈絡可謂相當清晰，即大體由國號而物產，由稱號而民族，最後取準於文化；又就這些稱謂流行的地域看，大體為連成一體的亞歐非大陸及東亞、東南亞海鄰諸國。而諸如此類的域外有關中國的稱謂反映出，長期以來，中國的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