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沒有寫部落格，一方面因為工作太忙，另一方面是因為沒有發現什麼好寫的。可是後來發現沒什麼好寫的原因其實也是因為工作太忙了。忙得不正常，所以沒有很多時間和精力來研究和欣賞自己喜歡的東西了。
我在一家叫做 Coverity 的公司工作，我住在舊金山（San Francisco）。Coverity 是一個奇怪的公司，舊金山是一個奇怪的城市。
Coverity 製造一種叫做“靜態分析”（static analysis）的軟體。這種軟體可以在不執行程式的情況下，經過對程式碼的分析，自動的找到程式裡面可能出現的問題。這有點像我之前給 Google 做的那個 Python 分析器，只不過針對另外的語言（C，C++ 和 Java 等），分析的側重點不同，能處理程式碼的規模也貌似大一些。還有就是這麼多年了，久經沙場考驗了。
Coverity 具有世界上最先進的一些技術，所以麻雀雖小，卻讓很多人離不開它。恐怕很少有人知道，這小小的公司的忠實客戶，包括了一系列的大拿：美國宇航局, 波音, 洛克希德馬丁，雷神（Raytheon），BAE Systems，豐田，歐洲原子能中心（CERN）…… 貌似幾乎所有對程式碼質量不敢有絲毫差錯，又不得不用像 C++ 這樣毛病眾多的語言的公司，都購買了 Coverity 的產品。比如最近的火星好奇者號上的所有200多萬行程式碼，都經過了 Coverity 的靜態分析。當然，如此精密的裝置不可能光靠 Coverity 查一下錯就能確保萬無一失，它必須依靠很多其它的技術，但 Coverity 確實是這些東西的開發過程裡面比較重要的部分。
我必須承認，Coverity 給了我足夠的啟發，甚至間接的讓我發現了自己之前做的 Python 靜態分析裡面存在的一些問題。Coverity 的產品在大規模的程式碼上面的成功，也讓我意識到了自己在 Python 分析器裡的一些突發奇想的設計的正確性和價值。如果我現在做一個新的 Python 分析器，它將比原來的精確和高效（也可以推廣到其它語言比如 JavaScript）。我也清楚的看到，Coverity 自發研製的一些“不大嚴謹”的做法，其實比程式語言領域裡面一些看似高深的“邏輯”還要“正確”。這些微妙的“提示資訊”，讓我把多個領域的知識串通了起來。所以我覺得跟這公司還有點臭味相投，加入 Coverity 也是不枉此行的。
然而我也發現，Coverity 缺少我擁有的程式語言理論知識。絕大部分的 Coverity 工程師沒有系統的學習過 lambda calculus 和函數語言程式設計。在我的 Python 分析器中，其實包含了 Coverity 還沒有的技術。Python 的靜態分析本來就比 C++ 和 Java 之類的難，然而我的實現卻異常的簡單。這些微妙的技術，貌似很多人都可以說他“會做”，但是他們卻很難把它做對。這就像“CPS 轉換”一樣，很多人都說他會做，可是真正做對的只有極少數人（我是其中之一）。這些技術源自於我對程式語言本質的理解，源自於 Dan Friedman, Kent Dybvig 和 Amr Sabry 等老師的教誨，也源自於我自己辛勤的實驗，實驗，再實驗…… 在我簡短而優雅的程式碼中，包含了許多人需要花費好幾倍的程式碼長度才能達到的目標。所以雖然 Coverity 的工程師們技術實力很強，但在程式碼的簡單程度和對程式語言語義的理解上，真的很難達到我的程度。
這就是為什麼我經常能夠一眼就看出 Coverity 產品裡存在的問題，並且很快的修正錯誤。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有一天我修改了一行程式碼，使得產品在某些 benchmark 上的記憶體使用量減少了一半。我為什麼可以做到這一點呢？因為在我的 Python 分析器裡，這個問題是從一開頭就不存在的。它源自於一種幼稚的直譯器寫法，有點像 GoF 的《Design Patterns》裡的那種。Coverity 的程式碼裡面有好些類似的問題，都是我自己根本不可能犯的錯誤，我都沒有機會給他們改進。我不是想貶低同事們的水平，他們都是 Stanford, Berkeley 等學校畢業的高手，可是我也很清楚自己的技術地位。
所以我就經常發現這樣的麻煩事：我順手改掉了一個自認為很顯然的問題，或者一個我根本不會犯的錯誤，然後就發現有大批的測試需要被修改，我也會被要求寫出“regression test”，用以防止同樣的錯誤再次發生。某些同事對於測試的戰戰兢兢的態度，其實跟我當年在 Google 實習的時候沒有什麼兩樣。看到這裡的問題了嗎？這些我“根本”不會犯的錯誤，幾分鐘時間順手就改掉了，但是我卻要花成天的工夫去修改和建立測試，防止它“再次”發生。我不得不說，在這些測試上所花費的工夫，佔用了比我修改程式碼多好幾倍，甚至幾十倍的工夫！
想想這六個月以來我幹了些什麼，再比較一下在 Google 實習的那六個月獨自從頭做出來的東西，我發現自己簡直什麼也沒有幹。這就是我不喜歡“測試驅動開發”（TDD）的原因。在 Google 的六個月裡，我無視同事對於測試的要求，從無到有的做出瞭如此精密的系統，一個測試都沒有寫照樣做得好，為什麼呢？因為我的程式碼非常的簡單清晰，我隨時都可以把它們完整的呈現在頭腦裡面，從而讓“心靈之眼”可以看到可能出現的錯誤。也許這就是所謂的“邏輯思維”。
對測試過分依賴的人，往往不具有這樣的思維能力。他們不能夠看到程式碼最簡單的本質，所以需要做很多試探，以求達到“近似解”。為了不至於偏差很多，就寫很多測試，用以捕捉和防止每一次的錯誤。這就像一個初學畫畫的人，一點一點的描，用橡皮反覆的擦，可總也抓不住事物的精髓。這些人對“錯誤”的記憶能力特別強，往往深入的追究一塊程式碼是“如何”錯的，“為什麼”是錯的，下次如何才能不犯同樣的錯誤。
然而我卻沒法記住之前的程式碼是如何錯的，我也不想知道為什麼它是錯的，我只記得“正確”的程式碼是什麼樣子。錯誤的方式有千萬種，可是正確的卻往往只有一個。把腦力浪費在記憶錯誤的東西，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不能寫出真正優美而正確的程式碼。我受到的訓練讓我可以直接得到正確的結果，所以測試對於我來說分量沒有那麼重。當我的程式碼需要大量的測試才能確保正確的時候，那就是它該被推翻重寫的時候。所以我的程式碼往往沒有任何補丁和變通，可以說是無懈可擊。這就像是一個真正會畫畫的人，他閉目沉思，然後一氣呵成。當然，優美的程式碼並不是一蹴而就的，有的程式碼被我推翻重來幾十次才最後成功，但我最後的程式碼不留下絲毫錯誤的痕跡。所以我覺得，看一個程式設計師的水平，不要看他留下來多少行程式碼，而要看他刪掉了多少行。
我覺得做 Coverity 的工程師真累。這種累不止在於以上的技術層面的繁瑣，而且在於管理層對工程師的缺乏尊重以及不必要的壓力。這讓我在受到了足夠的“啟發”之後，開始懷疑是否還有繼續為它工作的價值。對於公司管理，以及對於 IT 行業總體的看法，我還是以後再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