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際上對金融的詬病不一而足。“佔領華爾街運動”把金融業的膨脹視作貧富差距的罪魁禍首；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用大量的經驗資料表明“資本又回來了”（皮凱蒂，2015）；近些年來金融科技在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創新財富積累模式的同時也產生了極化效應。國內關於經濟脫實向虛、金融異化與亂象、資本野蠻生長與無序擴張等的批評更是層出不窮。金融當然不只有消極的一面。強調金融革命如何助推了英國的工業革命、中國金融之落後如何導致了所謂“中西大分流”以及後發趕超中的金融推動作用的學者不乏其人，他們說的彷彿是另一個世界的“金融”。

金融的功過可謂見仁見智。但本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一系列帶有灰暗色調的金融敘事更多地指向分配不均問題（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增長），卻有著特別的啟示：如果希望金融向善，更好地服務於實體經濟，減少而不是加劇不平等，促進包容性發展和共同富裕，就需要把握金融特性，明確金融定位，推進金融改革，重塑金融發展。

一、簡要文獻回顧

金融，最樸素的理解，就是跟金錢打交道，與窮人無關。而現代金融的“嫌貧愛富”是由金融的自身邏輯決定的——它在資訊不對稱條件下挑客戶、設門檻、索抵押，主要是為了規避風險（有時也為了減少成本），好讓自己能活下去，追求商業可持續性。這樣一來，金融研究儼然成了富人經濟學；讓金融來關照窮人，促進共同富裕，不啻南轅北轍。從另一個角度，金融作為撬動現代經濟增長、助力財富創造和積累的重要槓桿，當它把窮人拒之門外的時候，貧富差距的擴大是可想而知的。在這裡，金融不僅僅是與共同富裕無關，而且是加大貧富差距的因素。當然，也可以找到金融向善、服務窮人、促進共同富裕的典型案例，但總感覺這裡面的體制機制還不健全，由金融通向共同富裕的道路還很曲折。正是這些“有道理”但同時又相互衝突的觀點，促使我們深入思考金融發展與共同富裕的關係。

金融如何影響不平等？這是一個非常巨集大但長期以來被學術界所忽視的主題。

早期不平等問題被西方主流經濟學所消解。如根據邊際生產力理論，土地獲得地租、資本獲得利息、勞動獲得工資，各得其所，因此不存在分配問題。邊際生產力分配理論提出各生產要素根據各自的貢獻獲得了相應的回報，其實是從另一個角度詮釋了市場的效率和完美，論證了斯密“看不見的手”的偉大。但由此也使得對於收入不平等的討論在西方主流經濟學框架中失去了位置。另外，新古典經濟學認為貨幣金融不過是“面紗”，不會對實體經濟特別是增長產生實質性影響。鑑於貨幣金融的影響是“中性的”，也就鮮有關於金融如何影響不平等的討論。

金融發展的分配效應一直被隱含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之中，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得到真正關注。這與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金融自由化、金融全球化的快速推進以及發達經濟體貧富差距的持續擴大有關。

揭示金融與不平等關係的三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論文分別是Banerjee & Newman （1993）、Galor & Zeira （1993）以及Greenwood & Jovanovic （1990）。前兩篇論文認為更發達的金融市場將減少收入不平等。而第三篇論文則認為金融發展和不平等之間存在“倒U”型關係：在金融發展的早期階段，社會收益較小，從而收入不平等加劇；金融發展到一定階段後，更多的金融有助於減少收入不平等。其主要理論機制是：信貸可獲得性的提高允許更多家庭的選擇和決策可以基於支出的合理安排，而不受繼承財富的影響。

而Epstein（2005）等人所開創的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研究，主要基於發達經濟體的經驗，指出金融化導致了不平等。Philippon & Reshef （2012）發現，1980年以來金融部門擴張是美國收入差距持續大幅擴大的重要影響因素。Shakhnov （2014）基於美國資料也發現金融發展會導致收入差距擴大。Brei et al（2018）實證研究了金融結構與收入不平等之間的關係。他們利用1989—2012年間97個經濟體的資料，發現二者關係並不是單調的。一方面，在金融發展水平還不是很高的情況下，更多的金融減少了收入不平等；另一方面，在金融發展到一定高度，如果是基於市場 （market-based）的金融擴張，不平等性就會加劇；而如果是通過銀行貸款的金融擴張，不平等則不會擴大。

世界銀行 （Demirg-Kunt & Levine, 2009）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對金融與不平等問題展開了較為全面的梳理和研究。他們的理論與實證分析表明：金融影響不平等的機制較為複雜；金融在一定條件下會促進增長以及減少不平等，但無論是金融壓抑（過度管制以及金融市場不發育）還是金融過度發展（如金融化）都可能導致不平等加劇。相較於之前的文獻，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文獻對於金融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對分配的影響）關注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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