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研究領域的公共投資將收回成本。

新冠疫情導致經濟發展倒退了幾十年，而且嚴重破壞了公共財政。為了在疫情後建設更好的未來，也是為應對氣候變化，必須為大規模的公共投資進行可持續的融資。促進長期增長、從而增加稅收收入，這一點變得空前緊迫。

是哪些因素驅動著長期增長呢？生產率（即用相同投入創造更多產出的能力）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在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中，我們強調了創新在刺激長期生產率增長方面的作用。令人意外的是，儘管研發支出（這是創新的一個代理指標）一直穩步增長，但幾十年來發達經濟體的生產率增速卻一直在放緩。

我們的分析表明，研發的構成對增長至關重要。我們發現，與應用型研究（企業從事的商業化研發活動）相比，基礎科學研究會在更長時間內對更多國家的更多部門產生影響。我們還發現，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來說，獲得國外研究特別重要。便捷的技術轉讓、跨境科研合作以及為基礎研究提供資金的政策——這些都能促創新，幫助我們實現長期增長。

發明創造有賴於基礎科學知識

應用型研究在將創新引入市場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而基礎研究能夠擴大基礎支援，為突破性科學進步創造條件。新冠疫苗的研發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這些疫苗不僅挽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還幫助許多經濟體提前實現了重新開放，這有可能為全球經濟帶來數萬億美元。與其他重大創新類似，科學家們為了開發mRNA疫苗，利用了不同領域數十年來積累的知識。

基礎研究不針對某個特定產品或屬於某一特定國家，其可以意料之外的方式進行結合並用於不同領域。這意味著，與應用型知識相比，基礎知識的傳播範圍更廣、影響時間更久。透過比較基礎研究的科研文章與專利（應用型研究）二者的引用情況，可以明顯看出這一點。對科研文章的引用數量在其公佈約八年後達到峰值，而對專利的引用則在三年後達到峰值。

溢位效應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很重要

雖然大部分基礎研究是在發達經濟體開展的，但是我們的分析表明，國家之間的知識轉移是創新的重要驅動因素，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而言尤其如此。

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更多依靠國外研究而非本地研究（基礎研究和應用型研究）來實現創新和增長。在教育制度完善、金融市場發達的國家，國外技術的採用對生產率增長的影響估計值特別大——這種影響是通過貿易、外國直接投資或“幹中學”等途徑實現的。因此，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可能會發現，與直接投資進行本地基礎研究相比，制定有關政策來根據本國國情更好地採用外國知識，是一種更好的模式。

我們通過觀察“研究的存量”資料（這是一個通過研發支出來衡量知識累積量的指標）對此進行了估計。如圖所示，在國外基礎知識增加1個百分點的情況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年度專利授權量增幅比發達經濟體高出約0.9個百分點。

創新是生產率增長的一個關鍵驅動因素

專利授權為何十分重要？因為它是衡量創新的一個代理指標。專利存量每增加1%，勞動者人均生產率就會提高0.04%。這可能聽起來幅度不大，但是它卻能積少成多。久而久之，微小的增長也能提高生活水平。

我們估計，如果一國的國內基礎研究存量永久性增加10%，那麼該國的生產率就能提高0.3%。同樣幅度的國外基礎研究存量的增加，會產生更大的影響。生產率將因此提高0.6%。這些只是影響的平均值而已——在實際中，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受到的影響可能更大。

基礎科學在綠色創新（包括可再生能源）領域也比在非清潔技術（如燃氣輪機）領域發揮的作用更大，這表明促進基礎研究的政策有助於應對氣候變化。

建設更加繁榮、更具包容性未來的政策

私人企業即使開展基礎研究，也只能從充滿不確定的資金回報中獲得其中的一小部分。這導致私人企業往往對基礎研究的投資不足，這就為公共政策干預提供了一個有力的理由。但要想設計出適當的政策（包括確定如何資助研究），可能是一個比較棘手的問題。例如，若只資助大學和公共實驗室的基礎研究，則可能效率很低。這種做法也無法利用私人與公共部門之間可能存在的重要協同增效作用。此外，若想對基礎研究和應用型私人研究進行區分，從而為只為前者提供補貼，也可能十分困難。

我們的分析顯示，若能實施一種切實可行的混合政策，即將私人研究補貼（包括基礎研究和應用型研究）增加一倍，同時將公共研究支出增加三分之一，則可能使發達經濟體的生產率每年提高0.2個百分點。如果能夠提高定向補貼的精準度，並且加大公‑私合作的緊密程度，就能在減少公共財政成本的前提下進一步推動實現這一目標。

這些投資大約在十年之內就可以開始收回成本，並將對收入產生巨大的影響。我們估計，如果我們在1960至2018年間就已開展了上述投資，那麼現在人均收入將比實際水平高出12%左右。

最後，溢位效應對新興市場而言非常重要，因此有必要確保各種知識的跨境自由流動，保障國際合作的順利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