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氣候中立”，歐盟最嚴氣候政策的“囚徒”博弈

很多時候，事實的真相和人們的直觀感受是不一致的。

最近網上就“吃播到底是不是浪費糧食”的問題吵得不可開交。一邊是觸目驚心的餐飲浪費，一邊是人們透過吃播來緩解自己的進食焦慮。一邊是數以億計的全球飢餓人口，一邊是我們身邊每天喊著要節食減肥的親朋好友。

世界有時候就是這樣分裂而矛盾著。由於種種原因，我們往往缺乏超出生存視野的宏觀認知，我們往往也缺少超越人際圈層的共情能力，使得我們對很多宏大問題缺乏理解，也對離生活經驗較遠的事物漠不關心。

如果沒有經歷過饑荒之感，我們也就很難建立起對糧食安全的危機感。如果沒有切身感受到氣候變化帶來的生存危機，我們也就很難理解氣候問題為何變得如此緊迫和棘手。

最近，我們關注到歐盟出臺了一項史上最激進的氣候變化計劃。歐盟為達成在2050年成為“氣候中立”地區的歐洲綠色協議目標，提出了一系列大規模綠色經濟刺激計劃。其中最為引入矚目的一項是計劃在2023年之前引入“碳邊界調整機制”，直觀來說就是提出了一種在歐洲境外也能推動降低碳排放的方法，具體方法包括對某些進口商品加徵關稅，這些進口商品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超過歐盟製造商允許的排放量，包括各種碳密集型行業，如水泥、玻璃、鋼鐵、化肥和化石燃料等。

用一位專家的話來說，這是過去30年裡，在處理氣候談判問題上，第一次在“胡蘿蔔”策略中加入了“木棒”策略。

這一政策意味著歐盟無法透過轉移碳排放生產的方式來達到“區域性減排”的效果，但同樣給自己添堵，增加了歐盟內部企業產品的成本。不過，反過來碳邊境稅保護歐洲製造商免受來自氣候標準較低國家的廉價產品流入。

這對於那些依靠高碳排放來贏得競爭優勢的國家和企業來說，是不是不公平?這一政策是否會陷入到各國之間爭取利益最大化的“囚徒困境”?

為超額的碳排放徵稅，是一種低碳排放的已開發國家和地區對高碳國家的氣候霸權，還是一種能夠推動全球經濟體共同面對氣候變化帶來的生存威脅?這些問題同樣需要我們關注，畢竟氣候問題與我們息息相關。

氣候問題為何是一個大問題?

如果說全球流行病疫情大爆發和全球氣候變化有關，乍一聽有點陰謀論的味道，但其相關性正在得到資料上的證實。

近幾年，國內外許多科學研究表明，氣候變暖正在加劇物種的變異，滋生新的病毒，並加速蔓延，同時氣候變暖也導致世界各地的冰川融化，有可能釋放出一些古老的病毒，並隨著人類活動的擴大傳遍整個世界。

另外，根據WHO的一份資料，過去80年當中發生的20多次跨國界重大疫情，其中約60%發生在本世紀，有8次則集中爆發於最近的10年。也就是疫情爆發的頻率在加快。當然病毒的傳播跟全球化的人類活動有關，但病毒的出現則與全球氣溫升高高度相關。

除了疫情風險增加這一副產品，全球氣溫升高帶來的極端天氣災害和海平面上升的問題則更為直接。

世界氣象組織(WMO)統計分析，2019年全球年均氣溫比工業化前的平均值高出1.1℃，2010-2019年則是有記錄以來最熱的十年，以往數十年或百年一遇的極端天氣也變得越來越頻繁。

全球氣候變暖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無論是從權威機構的資料統計，還是從我們身邊的切身體驗。去年北半球的人們都感受到一個普遍溫暖的冬天，而南半球的澳大利亞則經歷了一場數月的森林大火則讓人至今記憶猶新。

現在，全球氣候變暖的改變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快速推進，南北極和高海拔地區的冰川也在加速融化，海平面正以平均每年3.6mm的速度上升，而海水中的酸性也比工業化初期增加了26%。如果北極格陵蘭島的冰蓋全部融化，海平面將因此上升6米多，對於同樣有著“溫水煮青蛙”感覺的人類來說，海平面的上升似乎沒那麼迫切。不過可能到下個世紀，我們的後代已經見不到馬爾地夫了，也就可以直接在東部沿海地區看到更多的海島了。

由於地球的複雜性，全球變暖還會帶來一系列生態系統的變化，從而影響人類健康、人口遷徙、糧食安全，就像年初印度洋沿岸的蝗災大爆發也同樣跟東非沿岸異常的大暴雨的增加有關，導致蝗蟲過度繁殖，而這一切的元兇正是全球變暖帶來的極端氣候的影響。

現在，全球國際社會已經達成共識，普遍將全球氣候變暖的原因歸結為人類活動產生的二氧化碳等這些溫室氣體的過度排放。

為了遏制氣候變暖趨勢，自1992年聯合國推出《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來，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先後簽訂了《京都議定書》《哥本哈根協議》，2015年聯合國還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十七專案標，應對氣候變化是其主要內容。

2015年12月，《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近200個締約方在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上達成《巴黎協定》，為2020年後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作出安排。

該協定的第一個具體目標是將全球平均升溫控制在工業革命前的氣溫基礎上增加2℃以內，爭取控制在1.5℃的增長;第二是在本世紀下半葉實現溫室氣體源的人為排放與清除之間的平衡，即到本世紀下半葉實現全球溫室氣體淨零排放，也就是實現“氣候中立”。

達成這樣全球性的目標非常不易，但是要破壞起來則輕而易舉。2019年11月4日，懂王川普趕在協議生效後三年可以申請退出該協定的第一天就宣佈美國要退出《巴黎協定》，真的是急不可耐，這意味著全球第二大碳排放國將在今年11月4日退出，不再受《巴黎協定》碳排放規則的約束。在這一氣候囚徒博弈的困境裡，美國為全世界各國帶了一個壞頭。

而現在，遏制全球變暖的重任就落在歐盟、中國這樣的巨大經濟體和碳大國的身上了。那歐盟的氣候政策是怎樣的呢?

歐盟氣候政策現狀如何?

在各國簽署《巴黎協定》的幾年裡，歐盟一直以來都是遏制氣候變化的主要推動力量。2018年，歐盟就將到2050年成為全球首個“氣候中立”經濟體，即實現零溫室氣體排放，作為自身的戰略目標來進行計劃。當然，歐盟委員會強調，這一戰略目標並沒有強制性，而只是個成員國共同努力的願景和方向。

歐盟委員會將在包括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的部署以及碳捕獲和儲存的七個關鍵領域採取聯合行動，以解決剩餘的排放問題。該戰略的實施要解決一個平衡問題那就是節能減排不會傷害到經濟發展。一方面要保持經濟繁榮、當地高質量的就業機會以及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一方面要持續減少排放，實現氣候中立，這對歐盟各國來說，其實都有不小的挑戰。

在交通運輸方面，歐盟要想在2050年達到零排放的目標，就必須實現零排放汽車和替代燃料的使用，以及加大智慧基礎設施的投資。

為此，歐盟各國，包括宣佈退歐的英國，也都早在17年就出臺了禁售燃油車的時間表。比如，法國宣佈從2040年，全面禁止採用內燃機動力的汽車上路，作為汽車工業大國的德州也透過議會決議，2030年起新車只能為零排放汽車，禁止銷售汽油車和柴油車。而英國緊隨其後也宣佈，從2040年起停止銷售汽油和柴油汽車，到2050年，行駛在英國道路上的汽車將全部實現零排放。

基於歐盟各國傳遞出的燃油車禁售的方向，各大歐洲車企都紛紛加速了其電動化汽車的開發計劃。不過，車企進行電動化變革的更大動力來自於歐洲WTLP和RDE測試新規的全面執行，碳排放法規更加嚴格。

比如，2019年，歐盟內新車的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限值是130克每公里。而到2021年底為止，歐盟境內新車的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限值將只允許為95克每公里。這相當於汽車正常行駛時每百公里的油耗為4.2L汽油或3.8L柴油。如果新車測試無法達標，每公里超出排放限額1g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意味著95歐元的罰款。

由於這95克每公里的排放值不是“極限值”，是“目標值”，而且是歐盟市場範圍內所有上牌銷售汽車的“平均目標值”。也就是，車企還能繼續銷售二氧化碳排放量較高的車型，但必須用碳排放較低的汽車或者零碳排放汽車進行“對沖”。

但在今年，由於無法達到今年歐盟碳排放法規的要求，歐盟內大量汽車製造商或將面臨超過140億歐元的罰款，其中德國大眾，戴姆勒和寶馬或將承擔罰款總額近一半有餘。

歐盟正是要透過這種霹靂手段，來大幅削減燃油車的銷售，提高電動車的銷量。高額的罰款也會再透過政府資助和稅收優惠的形式返還給車企，形成對“新能源”汽車的政策反哺。

在我們對歐洲車企的觀察中看到，以大眾為代表的傳統車企巨頭都在紛紛押注新能源汽車，但始終在轉型的路上走得磕磕絆絆。歐盟日趨嚴苛的碳排放政策，留給這些車企的時間確實不多了。

去年12月，歐盟正式批准一項名為“歐洲綠色協議”的檔案，這是自歐洲宣佈進入“氣候緊急狀態”之後，歐盟首次在環保問題上達成的全員共識。歐盟的這一協議也意味著在美國宣佈退出《巴黎協定》後，想要在氣候變化計劃執牛耳的一次重要行動。

現在來說，“氣候變化”和“低碳排放”已經成為歐盟各國家的一種政治正確，也成為歐洲民眾越來越關注的一個話題。2018年瑞典環保少女格雷塔·通貝里因為“氣候罷課”而一戰成名，但如此激進的環保行動也遭到很多人的質疑。

在激進地推行低碳生活甚至零碳生活和對氣候問題無動於衷之間，作為推動氣候政策的各國政府仍然要更加理性和平和地推進氣候減排的工作。

全球氣候政策的現實博弈

氣候變化問題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生存利益的博弈問題。既要考慮到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取捨，也要考慮到先發國家和後發國家的公平問題。

作為最早發起工業革命而享受高額碳排放帶來的國民財富的國家，以及現在透過高額碳排放來維持優越生活水平的國家來說，自然應該在遏制全球氣候變暖的計劃中承擔更大的責任，制定更為嚴苛的排放標準，更早實現低碳的生活生產方式。

而作為正在走向工業化的國家，或者還在為解決國民的生活保障問題而努力的貧困國家，應該仍然擁有更高的碳排放的指標，來謀求生存和發展。正如俄羅斯總統普京向格雷塔隔空發問：“生活在非洲和很多亞洲國家的民眾想要生活在與瑞典同等財富水平之中，那應該怎麼做呢?”

這其實隱含著兩個問題：一個是全球經濟貿易一體化的今天，正是已開發國家將落後產能或者高汙染產業遷移到發展中國家或者落後國家，成為這些國家的巨大的能源消耗的原因之一;第二是眾多發展中國家在大規模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時，很難避免不走已開發國家的高能耗高浪費的生活模式。

已開發國家的政府和民眾確實應該起到表率作用，採用低碳、節能的生活方式，發展中國家也應該主動利用後發優勢，積極採用先進的能源技術，提高能源燃燒和使用效率，大幅降低碳排放，同時也儘可能不要再走美國式的生活方式。當然，改變這一切，都需要時間，發達地區的“環保要求”不可能一刀切地應用到貧困地區。

這一次歐盟提出的“碳邊界調整機制”和碳邊境稅的提議，正是這一矛盾下的產物。歐盟希望透過增加關稅的方式迫使那些想要佔領歐洲市場的公司採取更積極的低碳措施來降低排放，從而打破全球各國在氣候問題上的僵局。

但這一舉措仍然面臨著法律、技術和公平上面的挑戰。首先，歐盟這一提議首先需要在明年各成員國中展開討論，由各國透過才能生效。而各國可能要認真評估徵收這一碳邊境稅對於本國產品競爭力的衝擊。無疑這一稅收會增加最終商品和服務的成本。其次，如何找到科學的方法評估和驗證不同國家產品的碳足跡，這可能會引起非歐盟國家的一系列質疑。再次是公平問題，向發展中國家的商品徵收碳邊境稅，又可能是對這些國家的再一次“經濟帝國主義”的財富掠奪。

如果歐盟的這一項提議，最終沒有全球其他經濟體和國家的響應，那最後很可能再次陷入滿盤皆輸的“囚徒困境”。

在這一複雜的博弈面前，歐盟要如何合理設計稅收、制定碳排放標準，透過制定不同政策來減少某些國家的稅收，或者將這些收入再次透過技術投資等方式幫助貧困國家擺脫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建立低碳迴圈經濟。

到2023年實行，時間會一晃而過，歐盟確實還有很多工作要做。而到2030年，如果全球的氣溫的增幅無法控制在1.5℃以內，地球將迎來更大的毀滅性氣候。而距離今天也僅僅只有十年時間。

如果我們做不到“在我死後，管它洪水滔天”的冷漠，那麼現在是時候也該認真思考一下我們的生活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