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發展研究院傳播與國家治理研究中心日前釋出《中國網路社會心態報告（2014）》（以下簡稱《報告》）。該專案負責人，復旦發展研究院傳播與國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桂勇博士介紹，資料收集工作歷時8個月時間，覆蓋1800名多元職業、多元社會群體的網路使用者，專案組通過分析樣本使用者在近兩年間釋出的所有新浪微博文章，就社會議題、社會情緒、群體認同與網路行動、社會思潮四個部分進行不同社會群體、不同年齡、不同地域、不同學歷等方面的比較研究，全面系統地深度呈現當前中國網路的社會心態，形成《報告》。
報告對網民在網路上表達的社會情緒進行了詳盡研究。
一、多數使用者感受到個人發展，發展效能感逐齡增加，生活壓力感逐齡減弱
在對發展效能感等正面情緒的感知中，約64.9%的網路使用者表達出一定程度的發展效能感，這表明多數使用者感受到個人的發展。底層網路使用者的個人實現程度最低，“毫無”發展效能感的佔比18.9%，而商界精英、知識技術人員、體制內人群發展效能相對良好：“毫無”發展效能感的商界精英僅佔群體總數的1.3%，體制內人群和知識技術群體的這一比例分別為5.1%和5.3%。同時，網路使用者的“發展效能感”整體上隨年齡的增大而變強；抱有“強烈”發展效能感的人更多集中分佈在60、70後人群裡，這可能與“資歷社會”的現實情況存在聯絡：年齡越高，社會資歷越豐富，所佔有資源就越多，發展效能自然更好。
44.0%的網路使用者感受到生活壓力。此外，生活壓力感呈現出年齡越小，壓力感越強的特徵。其中，80、90們生活壓力感尤為突出，有壓力感的分別佔到各自群體的53.5%、57.5%。同時，社會底層群體也是生活壓力感最強的群體，“有一點”或“強烈”感到壓力的分別佔群體總數的47.9%、18.3%。
二、生活工作感受和個人經濟預期總體良好，商界精英感受最好，底層群體感受最差
在生活感受方面，51.3%的樣本表達了幸福的感受，6.8%的樣本表達了不幸福的感受，其餘樣本沒有明確的表達。商界精英群體在網路上曬幸福感受的比例最高（68.3%），其次為專業技術人員（55.9%）和體制內人群（52.7%），底層群體比例最低（29.2%）。在工作感受方面，66.1%的樣本在網路上表達了自己對工作的滿意。商界精英群體在網路上表達對工作滿意的比例最高（78.2%），其次為專業技術人員（73.2%）和體制內人群（68.8%），底層群體比例最低（39.5%）。
網路使用者對個人未來經濟狀況預期良好。在可清晰判斷其預期的853個樣本中，60.7%預期個人的經濟狀況會越來越好，僅有3.8%認為可能越來越差。商界精英群體預期個人經濟狀況會越來越好的比例最高（71.8%），其次為體制內人群（64.0%）和專業技術人員（62.6%），底層群體比例最低（44.2%）。另外，底層群體中11.5%預期自己的經濟狀況會變壞。
在對收入合理性的判斷方面， 41.9%的樣本認為自己的收入合理，10.4%的樣本認為自己的收入不合理，其餘47.7%的樣本無法判斷其對收入合理性的態度。
三、信任感普遍不低，體制內人士表現出“強信”傾向，商界精英表現出“弱信”傾向
調查資料顯示，網路使用者中72.7%顯示出不同程度的社會信任感，66.8%顯示出不同程度的媒體信任感。樣本在網路上表達的政治信任感偏低，但也有45.1%的樣本明確表達出政治信任感。儘管上述數字與人們關於中國信任度很低的通常認識不一致，但跟一些線下調查的結果是一致的。
底層群體和體制內人士具有媒體信任感的比例相對較高,分別為70.2%和69.9%；專業技術人員的相應比例為65.8%；商界精英具有媒體信任感的比例相對較低（59.7%），比底層群體和體制內人士低約10個百分點。
值得注意的是，體制內人士同時表現出較強的媒體信任、社會信任和政治信任，除了媒體信任感在四個群體中居於第二外，表達出社會信任感和政治信任感的樣本比例都在四大群體中居於最高，分別為75.6%和62.0%。而商界精英對外界的信任感相對較弱，除媒體信任感最低外，表達出政治信任感的樣本比例（37.4%）也位於四大群體之末，比體制內人士低了近25個百分點。
四、愛國主義情緒與政治冷漠感並存，政治冷漠感隨年齡上升而下降，愛國主義情緒遍及不同年齡與不同學歷人群
調查資料顯示，在可清晰判斷其態度的樣本中，87.6%的網路使用者表達出愛國主義情緒，其中42.8%表達出較為強烈的愛國主義情緒；在可清晰判斷其態度的樣本中，48.5%的網路使用者表達出政治冷漠感，其中19.5%表達出較為強烈的政治冷漠感。
政治冷漠感最強的群體是知識技術群體，54.8%的人表現出政治冷漠感；政治冷漠感最弱的是體制內人士，僅有39.7%的人表現出政治冷漠感。此外，政治冷漠感隨年齡上升而下降，90後、80後、70後、60後和50後（及以前）等不同代際的人群表達出政治冷漠感的比例分別為61.8%、57.4%、42.8%、31.9%和25.5%。但是愛國主義情緒的表達與年齡和學歷不存在顯著相關關係。
五、底層群體不公平感表達強烈,財富兩極群體在不安全感上“抱團”
在對於負面情緒的感知中，持有不公平感、不安全感的網路使用者分別佔總體的44.7%、41.3%。
不公平感表達最強烈的是底層群體，“有一點”或“強烈”感到不公的人分別佔到這一群體的39.7%、25.1%；其次是知識技術人員，“有一點”或“強烈”感到不公的人共佔43.0%。
與不公平感類似，底層群體的“社會不安全感”同樣最為強烈，約佔比50.5%。不同的是，商界精英取代知識技術人員成為持有這一情緒的第二大群體，約佔比45.8%。由此可見，位於財富兩極的人群都較容易產生“社會不安全感”。
從資料上看，底層群體的不安全感可能與其社會保障不足相聯絡——其社會財富的擁有程度不足以支撐其生活無憂，因此產生“不安”。調查資料表明，底層群體對“收入分配問題”的關注度較高，滿意度卻很低，約有43.9%的底層人員對“收入分配問題”表現出了關注，這一比例僅次於商界精英群體（佔有效樣本數的49.3%），並高於體制內人群（佔有效樣本數的41.3%）和專業知識技術人群（佔有效樣本數的34.4%）；而就“收入分配問題”的滿意度來看，底層群體的滿意度明顯低於其他群體,僅有5.0%的人表示滿意。這一比例遠低於專業知識技術人群的30.2%和體制內人群的30.6%；此外，底層群體還是針對“收入分配”進行網路抗議最多的群體，約有7.9%的底層人員對目前的收入狀況有過網路抗議行為。
而商界精英的不安全感可能與對未來前途的焦慮和對現有財富的恐慌有關。對部分商界精英群體博文的深度分析也證實了這一點。
六、對資本和知識的抵制情緒沒有想象中高，仇富情緒隨收入的增加和學歷的上升而下降
資料還顯示，持有仇富和仇恨專業技術人員情緒的網路使用者分別僅佔總樣本的7.6%和5.2%。
值得注意的是，商界精英群體仇富情緒最淡，僅有1.7%的人表達出仇富傾向；知識技術人員群體和體制內人群表達出仇富傾向的比例分別為7.2%和7.0%；仇富情緒表達最強烈的是底層群體，約12.9%的人表達出或多或少的仇富傾向，其中5.9%表達出強烈的仇富傾向。此外，網路使用者受教育水平越高，仇富情緒越不明顯：在研究生（及以上）學歷群體、本科生學歷群體、大專（高職）學歷群體及高中（及以下）學歷群體中，有“仇富”情緒的人分別佔各自群體總數的5.6%、7.1%、8.4%、10.4%。調查還發現，年齡越小，仇富傾向就越不明顯。50年代及以前到90年代間，不同代際的樣本仇富情緒出現的頻率依次為9.7%、9.1%、7.0%、6.2%、4.0%。
網路使用者對專業技術人群的抵制情緒在知識技術人員內部較為明顯。資料顯示，6.9%的知識技術人員和5.0%的商界精英對專業技術人員懷有抵制情緒，高出底層群體和黨政人員2~3個百分比。
在報告稱為“三仇”的三種負面情緒（仇官、仇富、仇知識技術人員）中，網路使用者在仇官情緒的表達上略微突出，其中有比較強烈仇官情緒的樣本佔總體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