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年度《全球智庫報告》顯示，中國智庫數量最近幾年始終保持在420多家的水平。雖然從數量上看，中國已名列該報告中僅次於美國的第二智庫大國，但比較瞭解中國智庫發展狀況的專家的估計是，中國智庫在全國範圍內應該有2000家以上。科技部2011年組織開展的最近一次“全國軟科學研究機構統計調查報告”顯示，中國目前共有各型別軟科學研究機構2408家。考慮到軟科學研究機構的概念要比我們經常說的智庫的概念要寬泛一些（在“智庫”概念引入中國以前，國內學術界一般稱從事決策諮詢研究的機構為“軟科學研究機構”，而今在一些語境中這兩個概念有時可以並用，所指範圍略有差別），即便我們剔除那些黨政機關內部的政策研究室等部門，該調查報告中智庫數量也超過2000家。由於賓夕法尼亞大學報告在國際上影響力比較大，並且爭議較多，我們有必要細緻分析中國調查資料和賓夕法尼亞大學報告資料差異的原因。
國內媒體一些評論曾想當然地把這種資料上的巨大差異歸結為西方學者出於對智庫“獨立性”的苛刻要求。進而，一些評論認為，這體現了中國還沒有建成被西方真正“認可”的獨立智庫。相反，中國調查通常將官方背景的研究機構都統計在內，所以中國國內調查資料“虛高”。
然而，仔細分析賓夕法尼亞大學報告後，我們不難發現，報告所統計到的中國智庫中，同樣包括我們認定為官方背景濃厚的研究機構。其中，中國社會科學院在2013年度報告的全亞洲排行榜上名列第4位，中國第1位。事實上，賓夕法尼亞大學全球智庫報告中也已經闡述得非常清楚，所統計的機構包括“自治的”“準自治的”“高校隸屬的”“政黨隸屬的”“政府隸屬的”和“準政府隸屬的”六類。因此，該全球智庫報告並沒有將各國官方背景濃厚的研究機構排除在智庫概念和統計口徑之外。
一個直接原因是國外的調查在統計上存在大量遺漏。一方面，海外研究者統計中國智庫的渠道也相對有限；另一方面，中國研究機構的國際化水平不高，很多智庫國際交往機會很少，甚至連機構網站都沒有。兩方面原因疊加就造成海外研究者無法知道大量中國智庫的存在。他們的調查和觀察難以如中國國內研究機構的調查那麼細緻全面。
2011年中國國內的軟科學研究機構調查是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受科技部委託，於2010年11月開始著手調查的準備工作，在近一年的時間中開展了制定方案、修訂方案、培訓、佈置下發、答疑、回收報表、稽核資料和分析研究等一系列工作。調查報告最終於2011年10月出爐。此次調查工作步驟嚴謹，統計口徑科學，覆蓋面廣，調查具有很高的研究參考價值。
結合中外統計資料的對比，我們有必要嚴肅思考中國智庫事業的發展路徑。最近，國內很多學者一談中國智庫建設和發展問題，就必談美國模式。不可否認，美國的確是智庫事業最繁榮的國家。但是，縱觀世界各國，即便是擁有相似政治制度的西方已開發國家，在中觀層面上也擁有幾乎完全不同的智庫發展模式。在美國，由於基金會的支援，獨立於政府的研究機構蓬勃發展，非常繁榮。但是，英國的研究機構則大多是依附於政黨的，那些追求獨立的研究機構並不受重視且發展緩慢。和美國的思路相反，德國政府和各政黨支援組建了大部分研究機構，並認為這樣才能夠確保智庫獨立於利益集團。在法國，第一家智庫就是法國軍方效仿美國蘭德公司組建的，而那些非官方智庫也主要靠政府的研究訂單生存。之所以形成如此紛繁多樣的各國智庫發展路徑，其實質是因為各國都在根據各自國情探索相應模式。
因此，我們也應從實際情況出發，既要借鑑國外智庫發展模式中有益的經驗，又應避免照搬某個特定國家智庫的發展模式。就拿大家常提到的智庫“旋轉門”機制為例。美國智庫領導者經常會提到“旋轉門”機制是美國智庫賴以成功的法寶之一。進而，一些國內學者也提倡中國智庫應建立“旋轉門”機制。但是我們可以發現，除了美國以外，別的主要西方國家的智庫都不存在“旋轉門”機制。如此看來，中國其實完全沒有必要去照搬美國“旋轉門”機制。誠然，當前確有一些中國退休高階官員擔任民間或半官方智庫領導人，但這是轉型期中國自己的探索和創新，和美國智庫“旋轉門”並無太多關係。政府決策者和智庫為了適應中國社會的深刻轉型，正在進行著有益探索，並且為不同型別機構發揮各自能力優勢提供了舞臺。
雖然我們強調中國智庫發展模式相對其他國家的獨特性，但我們仍應充分重視智庫建設的“獨立性”。“獨立性”指的是研究者忠實於客觀研究結果而不考慮研究結果是否損害了某方的利益。也就是說，判斷獨立性的標準應考察研究機構是否能夠堅持客觀的研究成果，表達獨立的政策主張。在中國，官方背景的智庫也會公開批評政府政策，而一些公認的純民間研究機構也承接了大量的政府研究課題，並以能夠得到政府委託課題為榮。可以看出，一個機構是否擁有官方背景並不妨礙它根據研究成果批評政府，而一個機構的純民間屬性也不妨礙它為政府服務。
智庫的獨立性和影響力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影響力有助於智庫保持獨立性。智庫有了影響力，政府和社會各界對其研究成果的需求就會越大，智庫獲得的研究經費和影響渠道也就更多，這樣就能夠幫助智庫擺脫依附於單一財政來源的局面。另一方面，獨立性是影響力的基礎。保持獨立效能夠取得政府和社會的信任。一旦智庫的非獨立觀點被政府和社會所識別，這些智庫研究成果的價值就大大降低，從而使其很難取得社會信任，最終只能出局。
過去，西方學者往往把“獨立性”作為智庫的組織界定標準。但是，隨著智庫跨國比較研究的深入，原先堅持這一標準的西方學者大都已經改變了態度。他們發現無法按照英美智庫的標準強加到世界上的其他國家。相反，一個更加寬鬆的智庫概念有助於增進我們對不同國家政治體制和智庫發展模式的瞭解。目前的共識是，獨立性不再是界定智庫組織概念的標準，但和影響力一樣，獨立性是智庫追求的目標。也就是說，一個智庫在組織上可以不獨立，但它應該努力追求觀點的獨立性。
如何通過完善外部機制促進中國智庫的健康發展？例如，引入同行評議、“思想超市”等競爭機制，在財務管理和組織管理上突破現有瓶頸，為智庫發展構建多元化可持續資金保障機制，加強智庫發展的資訊基礎建設等外部機制，都值得進一步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
當然，這些外部機制建設的前提是腳踏實地的調查研究，對中國智庫事業的真實情況進行準確把握。最近，新一輪“全國軟科學研究機構調查”即將開展，相信結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新要求，新一輪機構調查在內容上將獲取更為詳實的資料，併為推動中國智庫發展打下更加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