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美國國務院曾派出一個由科技企業高管組成的代表團,造訪戰火紛飛的巴格達,希望將矽谷理念傳遞給千瘡百孔的伊拉克。這一行程由賈裡德·科恩(Jared Cohen)組織,他當時是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Hillary Clinton)的政策事務助手,才思敏捷,年輕有為,我有幸跟隨他們一道訪問了伊拉克,並就此行寫了一篇文章。

一位谷歌員工將此事告訴了時任谷歌CEO的施密特,施密特隨後與科恩取得了聯絡。不久以後,科恩即安排施密特親赴巴格達。正是兩人之間的這段淵源,科恩才受聘為谷歌新成立的企業創意(即Google Ideas)主管,也最終促成二人合著了一本新書——《新數字時代:重塑人類、國家和商業未來》(The New Digital Age: Reshaping the Future of People, Nations and Businesses)。

《新數字時代》開篇描述了未來幾年科技發展創造的奇蹟,而在接下來幾章又深入探討了科技發展對外交、恐怖主義、隱私和革命等領域變革的衝擊。通過對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到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業內人士和國家政要的採訪,施密特和科恩以不同的視角來探索這個日益網路化的世界。

以下即為本次採訪概要:

列維:在《新數字時代》正式出版的那一天,美聯社Twitter賬號遭到黑客攻擊,釋出了一篇白宮遭到襲擊的假訊息,造成股市瞬間出現大幅震盪。我感覺自己就好像是看到了你們書中描述的一個場景。

科恩:《新數字時代》提到的一個話題是,無論是國家行為,還是非國家行為,網路空間中的每次黑客事件、每次網路攻擊和每一個不法活動,都為我們應該採取怎樣的行動和措施樹立了先例。還為個人、國家和企業做出怎樣的反應樹立先例。

施密特:我們在書中探討了大量關於隱私和網路安全方面的話題,我們最終得出了一個結論,即這是所有人共同的責任。世界各地的聯絡正越來越緊密,我們所有人都應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如果你從谷歌的角度來思考問題,你希望我們不僅要保護你的資訊保安,還要保護你的密碼安全。要把它看成一個你我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你要行動起來,我們也要行動起來。

列維:你們在《新數字時代》中暗示,如果人們的行為變得理性,這個問題將得到緩解。但是,人們並不總能理性行事。即便人們明白危險重重,但他們往往會因走捷徑而忽略預防措施。

科恩:像所有的事情一樣,這首先要從教育開始。孩子們上網的過程要比他們身體成熟的過程快得多。你能想象,在孩子談論小鳥和蜜蜂之前,就要和他們談論網路釣魚的問題嗎?

施密特:人們很容易將此歸咎於世界連線性帶來的後果。但抱怨是徒勞的,最好還是花時間,確保自己也參與其中。我們在書中談論的第一件事是,全球將有50億人是潛在網際網路使用者。我們認為這很棒,特別是對教育、醫療、市場開拓、全球化、營收增長、新客戶和安全而言。當然,它也會帶來一些問題,涉及政府行為、隱私問題和恐怖主義等等。

列維:我仍然對最後十億人能否加入網際網路的大家庭心存疑慮。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人缺水缺電。即便是在美國,還有人沒法上網。

施密特:讓我們來算一算吧。目前,全世界已有大約60億人使用手機,其中約有50億人使用功能型手機。這些手機可以發簡訊,但不是智慧手機。如果你只是簡單安裝一個升級,那麼每一部功能手機就可以變成廉價的智慧手機,這一幕將在5年內發生。順便說一下,全球總人口超過60億,甚至已經超過70億。所以,最終還有十億人無法上網,但我仍然堅持我之前的觀點。

科恩:當我們在為這本書蒐集素材時,我們去了查德,這個全世界最窮的國家。該國不足1%的人口能用上電。我們去過一個村莊,甚至連電線都沒看到,也沒看見真正的基礎設施。但當我們參加當地一個活動的時候,卻看到所有人都掏出智慧手機,拍照片並互相交流。這可是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啊,但似乎每個人都拿著一部智慧手機。這個國家正在發生各種惡劣行為,存在歧視,性侵也屢見不鮮。所有這些人不僅僅是旁觀者,還都是見證者。

列維:你們在書中描述了兩個世界:物理世界和虛擬世界。但就我的感覺,隨著我們的活動越來越多地在網上進行,“虛擬”與“現實”越來越難以區分。

施密特:這個問題很微妙。你是一個國家的公民,處在一個物理空間中,但你也是一個虛擬空間的公民,生活在裡面。這個虛擬空間可以被認為是一個社群,它可以對物理空間進行監督。如果政府開始做令人不滿的事情,你可以到虛擬空間中尋求幫助,可以將其公開,可以指責政府,可以放出求救資訊。反之亦然。如果你在虛擬空間從事違法或其他不當行為,你的活動也會受到追蹤,物理世界的人可以控制你在虛擬世界的行為。所以說,你存在於兩個空間之中,必須遵守兩個空間的規則。

列維:你曾訪問過朝鮮,這個國家的人根本不能使用網際網路。

施密特:這是最後一個不能上網的國家,對嗎?朝鮮封鎖了網際網路,但政府內的精英例外,他們可以上網。我們曾經試圖說服朝鮮政府將網際網路放開一點。經過三天的會談,我只能告訴你,我們不知道他們會怎麼做。

列維:你認為他們還沒考慮過這個問題,還沒決定去做什麼?

施密特:除非你去問,不然你不知道,對吧?

列維:你在闡述觀點時,他們怎麼說?

施密特:朝鮮人最讓人奇怪的地方就是,他們一句話也不說。在我們參加的所有會議上,他們總是照本宣科,開頭總是讚頌朝鮮領袖具備的非凡能力,他已成為界上最好的婦科醫生、最好的電腦科學家、最好的物理學家和最好的高爾夫球手等等。

列維:令我無比好奇的是,你竟然為了這本書採訪了朱利安·阿桑奇。

施密特:我們並未談論他的犯罪問題,這是一次純技術性的會面。他做出的一個最令我感興趣的一個觀點是,系統性罪惡(systematic evil)必須被記錄下來,如果一種文化存在於一個系統性罪惡會被提前曝光的環境中,那麼正常人施加的壓力和監督會避免這種系統性罪惡的發生。我認為,這一觀點在理論上頗具吸引力,但它存在一個缺陷,即由誰去決定洩露了哪些東西?在他的意識中,答案應該是他本人,對於他為何不選擇其他人,我恐怕永遠無法理解。

列維:為了給這本書蒐集素材,你們去了許多地方,與許多人交談過。哪件事給你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施密特:我的一個深刻體會是,人們對資訊的渴望比我之前想象的強烈得多。我們的生活太愜意了,但看一看發展中國家的現狀。我們曾走訪過一些非常不幸的女人,她們被男人潑硫酸毀容,這是我們見過的最可怕的事情,但她們正在通過網際網路做生意,並嘗試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親眼看到這一切,就能明白人性價值的偉大之處,但對於發生在身邊的一些可怕的事情,特別是對女人,我將永生難忘。

科恩:對於我來說,最令人吃驚的地方在於,當前有關科技和地緣政治的談話只能圍繞20億已被連線在一起的人展開。想一想,未來還有50億人,他們將成為未來網際網路使用者的主體。所以,我希望周遊世界,與這些未來的使用者接觸,瞭解他們遇到的挑戰,並想象技術將如何幫助他們。

列維:當這些人能夠上網,會對這些最先聯網的20億人帶來哪些影響?

施密特:他們是和我們一樣的人,只不過受制於不好的制度,但他們也是人。他們具有與我們一樣的優缺點。所以,越早讓他們獲得相應的工具,實現自我組織,根除腐敗,讓醫療變得更好,那麼我們的生活會變得更好。當你來到這樣的一個鄉村,問當地村民醫療保健如何,他們會回答說根本沒有醫療保健。然後,你問他們生病了怎麼辦?他們回答說,病人有時會自己好起來,有時則會死去。這的確是最奇怪的談話,但卻是現實。

科恩:最早開發這些連線性工具的公司,都將來自於那20億人生活的地方。但最終,最有趣和最具創造性的使用案例,將來自於50億潛在網際網路使用者,因為這些人能做到花小錢辦大事,必將推動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