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智慧手機毀了一代人

以下是文章主要內容：

去年夏天的一天，中午時分，我打電話給住在德州休斯頓的13歲孩子阿西娜（Athena）。她接聽電話——從11歲起她就有臺iPhone了——聽起來她才剛睡醒。我們聊了下她最喜歡的歌曲和電視劇，我問她平常喜歡跟朋友一起做些什麼。“我們會去商場逛逛。”她說。“爸爸媽媽開車送你們過去嗎？”我問，想起1980年代自己在讀中學時，很喜歡跟朋友一塊去逛街，享受幾個小時父母不在身邊的自由時光。“不，我跟家人一塊去。”她回覆道，“我們會跟媽媽和哥哥們一起去，跟在他們後面。我必須得告訴媽媽我們要去哪裡。我必須每隔30分鐘或者一個鐘就跟他們報告一下行蹤。”

他們其實並不常去商場——大概一個月一次。阿西亞和她的朋友更多的是通過手機呆在一塊，不用年長婦女陪伴。不同於我那一代會一整個晚上跟家人呆一塊聽他們閒聊的年輕人，他們更多的是在“閱後即焚”通訊應用Snapchat上聊天。他們會有意識地去延續自己的Snapstreak（顯示他們連續多少天通過Snapchat相互聊天）。有時候，他們會儲存朋友發來的一些特別可笑的圖片的截圖。“這是一種很好的敲詐手段。”阿西娜說道。（由於她是未成年人，我沒有使用她的真名。）她跟我說，她願意在夏天的大多數時間裡都一個人呆在自己的房間玩手機。她說，那是她那一代的生活方式。“除了通過iPad或者iPhone以外，我們無法瞭解別人的生活狀況。我想我們喜歡我們的手機更勝於現實中的人。”

我研究代際差異已經有25年，從我22歲攻讀心理學博士學位時候開始。通常來說，定義一代人的那些特徵會逐漸出現。已經出現的信念和行為習慣會持續下去。例如，千禧一代是非常個人主義的一代。我對於特徵趨勢線形圖已經習以為常，它們看起來像是普通的丘陵和山谷。後來，我開始研究阿西娜那一代。

2012年左右，我注意到青少年的行為和情緒狀態的劇烈變化。原本平緩傾斜的線形圖變成了陡峭的山脈和懸崖峭壁，千禧一代的很多顯著特徵開始消失。對代際資料（有的可追溯到1930年代）進行分析以來，我從來沒有見過像這樣的事情。

對於前幾代人來說，獨立實在太有吸引力，而現在的年輕人卻不那麼覺得了。

一開始我假定這些可能只是暫時的現象，但從數年的觀察和一系列的全美調查來看，這種趨勢卻持續下去。這些變化不只是程度上的變化。千禧一代和前人的最大區別在於他們的世界觀；現在的年輕人與千禧一代的不同不僅僅體現在世界觀上，還體現在他們如何花費他們的時間上。他們每天的經歷可謂大相徑庭，儘管他們比前一代人只是晚出生幾年。

2012年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才會引起這麼大的行為變化呢？那發生在從2007年持續到2009年的經濟大衰退以後，那幾年給千禧一代帶來了更加糟糕的影響。他們努力地在風雨飄搖的經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那也恰恰是美國人擁有智慧手機的比例超過50%的時候。

智慧手機和社交媒體塑造的一代

看青少年態度和行為的年度調檢視得越仔細，跟像阿西娜這樣的人聊得越多，我就越清楚地認識到，他們是被智慧手機和伴隨而來的社交媒體的興起塑造而成的一代。我將他們稱作“i一代”（iGen）。這一代人在1995年至2012年間出生，從小開始玩智慧手機，還沒上高中就有Instagram賬號，一出生就是有網際網路的時代。千禧一代也是伴隨著網際網路長大，但它在他們的生活中並不是無處不在，並不是任何時候都可以連線上。i一代最老的成員在iPhone於2007年問世的時候進入青少年初期，在iPad於2010年進入市場的時候上高中。2017年針對5000多名美國青少年的調查發現，75%擁有一臺iPhone。

智慧手機和它的兄弟產品平板電腦的到來，很快就讓人們對於“螢幕時間”毒害身心的影響苦惱不已。但這些裝置的影響並沒有得到充分的認識，它們遠不侷限於人們注意力持續時間縮短等常見的擔憂。智慧手機的出現，徹底改變了青少年生活的方方面面，從他們的社交活動的性質到他們的心理健康。這些變化影響著美國每一個角落和每家每戶的年輕人。這些影響既覆蓋富裕家庭的青少年，也覆蓋貧困家庭的青少年；覆蓋任何種族的青少年；覆蓋城市、郊區和小城鎮的年輕人。有手機基站的地方，就有青少年整天抱著他們的智慧手機過日子。

對於像我們這樣有著美好的青少年回憶的人來說，這種現象或許有些怪異，且令人擔憂。然而，代際研究的目的並不是要懷舊一下以前的人年少時的生活方式；而是要理解現在的人的情況。有的代際變化是積極的，有的是消極的，很多既積極又消極。現在的青少年覺得在自己的臥室呆著比開車兜風或者參加派對更加舒服，因此發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性要低於以前的青少年。他們遭遇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喝酒也少了。

然而，從心理層面來看，他們要比千禧一代脆弱：青少年患上抑鬱症和自殺的比例自2011年以來直線上升。說i一代處於數十年來最嚴重的心理健康危機的邊緣也毫不為過。這種退化很大程度上要歸咎於他們的手機。

即便是在重大事件（如戰爭、技術躍進）給年輕人的成長帶來極大的影響的時候，也從未有單一的因素能夠定義一整代人。跟學校課程和文化一樣，父母教養方式在不斷地改變，這些因素都很重要。而智慧手機和社交媒體的同時興起則引發了我們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見識過的那種強烈震盪。目前已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我們給予年輕人的那些裝置正對他們的生活產生深刻的影響——正讓他們變得很不開心。

i一代與前幾代人的明顯行為差異

在1970年代初期，攝影師比爾·耶茨（Bill Yates）在佛羅里達州坦帕市的Sweetheart溜冰場拍了一系列的人物照片。在其中一張照片中，一位赤膊的青少年站立著，牛仔褲腰頭插著一瓶大大的薄荷酒。在另一張照片中，一個看上去不超過12歲的男孩在擺姿勢，嘴裡叼著一根香菸。那個溜冰場是一個孩子們能夠擺脫父母的管束，幹自己想幹的事情的地方。在那裡，他們可以喝酒，可以吸菸，可以在汽車後座親熱。在黑白照片裡，年輕時的嬰兒潮一代看著耶茨的相機，流露出源自選擇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信——即便那些選擇在他們的父母眼裡並不是正確的選擇。

15年後，X一代青春期的時候，吸菸已經失去了一些吸引力，但獨立仍然是他們非常渴望的東西。我和朋友早早謀劃儘可能早地拿到駕駛證：一到16歲我們就到DMV（美國車輛管理局）預約，利用我們新得到的自由逃離我們的郊區社群的禁錮。父母問我們什麼時候回家的時候，我們會說，“我非得要什麼時候回家嗎？”

對於前幾代人來說，獨立實在太有吸引力，而現在的年輕人卻不那麼覺得了。他們不像前幾代人那樣經常出門，逃脫父母的管束了。這種變化令人吃驚：2015年12年級學生出門頻率竟然比2009年時的八年級學生低。

現在的青少年也比較少去約會。對於求愛的初始階段（X一代稱之為“喜歡”），現在的孩子則稱之為“談話”——這一代更喜歡發簡訊而不是面對面說話，因此這種稱謂可以說是一個帶有諷刺意味的選擇。兩個年輕人在“談話”了一段時間以後，可能會開始約會。但調查顯示，2015年高中畢業班學生出去約會的比例只有56%左右；嬰兒潮一代和X一代的這一比例則高達85%左右。

伴隨約會活動減少而來的是，性活動減少。九年級學生的減少幅度最大，這一人群中性行為活躍的青少年數量自1991年以來減少了近40%。現在，青少年首次性行為一般發生在11年級的春季，比X一代足足晚了一年。青少年性活動減少，造就了近年來青少年最積極的趨勢之一：2016年青少年生育率創下歷史新低，較1991年的現代峰值下降67%。

就連開車——美國流行文化裡的青少年自由象徵——對於現在的青少年來說也失去了魅力。幾乎所有的嬰兒潮一代的高中生都在高中最後一年的春季的時候擁有了駕駛證；而現在，仍有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在高中結束時沒有駕駛證。對於一些人來說，父母是任勞任怨的司機，因此他們不必急著考取駕駛證。“我的父母願意載我去任何的地方，從來都沒有怨言，因此我總是有人接送。”聖地亞哥的一位21歲學生告訴我，“直到媽媽告訴我她不能一直送我去上學，我才去考駕駛證。”她最終在她18歲生日六個月後拿到駕駛證。從一個又一個的採訪來看，青少年去考駕駛證更多的是受父母的嘮嘮叨叨驅使——這在前幾代人身上簡直不可想象。

獨立不代表自由——你口袋裡得有點錢，才能給車子加油，又或者購買烈酒。在過往的時代，很多孩子都會去打工賺錢，他們非常渴望得到經濟上的自由，又或者在父母的刺激下領會到了錢的價值。但i一代的青少年去打工的就沒那麼多了（或者說沒那麼注意管好自己的錢包）。在1970年代末，77%的高中畢業班學生在上學期間還打工賺錢；到2010年代中期，這一比例下降到只有55%。八年級學生打工賺錢的人數也減少了一半之多。這些下滑在經濟大衰退期間出現加劇，但即使就業機會已經重新增多了，青少年打工的比例也沒有出現反彈。

當然，最早推遲承擔起成年人的責任的並不是i一代。在1990年代，X一代成為了首代推遲承擔起成年人的傳統責任的人。年輕的X一代跟年輕的嬰兒潮一代一樣熱衷於開車、喝酒和約會，他們在青少年時期的性活動要更加頻繁，懷孕的人更多。但青春期過後，X一代成家立業的時間要晚於他們之前的嬰兒潮一代。

X一代前所未見地延長了他們的青春期：他們更早發生性行為，更晚成家立業。從千禧一代開始，再延續到i一代，青春期再一次出現萎縮——但僅僅是因為他們晚進入青春期。從各類行為（喝酒、約會和無家長監督的自由活動）來看，現在的18歲孩子表現得更像是以前的15歲孩子，現在的15歲孩子表現得更像是以前的13歲孩子。現在的人的童年延長到了高中。

為什麼現在的青少年會更晚承擔起成年人的責任和享受成年人的快樂呢？經濟和父母教養的變化肯定有影響。在更加看重高學歷而非早年工作經驗的資訊經濟時代，家長可能更傾向於鼓勵孩子呆在家裡學習，而不是到外面做兼職。反過來，青少年也似乎很喜歡這種在家消遣的安排——並不是因為他們勤奮刻苦，而是因為他們的社交生活都在他們的手機上。他們不需要離開家去找朋友玩。

如果說現在的青少年是埋頭苦讀的一代，那我們會從資料中看得出來。但2010年代的八年級、十年級和12年級的學生實際上花在功課上的時間要少於1990年代的X一代。（要上四年大學的高中畢業班學生花在功課上的時間跟前幾代人一樣多。）近年來，高中畢業班學生花在學生社團、體育鍛煉等活動上的時間幾乎沒什麼變化。再考慮到這些學生打工賺錢的人變少了，也就是說，i一代年輕人相比X一代有更多而非更少的空閒時間。

那麼，那些空閒時間他們用來幹什麼呢？他們在自己的房間裡玩手機，一個人呆著，常常會感到失落。

i一代並沒過得更開心

i一代的生活有諷刺意味的其中一點是，雖然在與父母呆在同一屋簷下的時間明顯更多了，但現在的青少年跟父母之間的關係相比前幾代人並沒有變得更加親密。“我見過朋友和家人是怎麼相處的——他們都不跟父母說話。”阿西娜跟我說，“他們在玩手機的時候，只會敷衍父母。他們並沒有關注身邊的家人。”跟同輩一樣，阿西娜也很懂得“遮蔽”她的父母，從而能夠一心玩她的手機。她夏天大多時候都在跟朋友保持聯絡，但幾乎所有的聯絡都是通過簡訊或者Snapchat進行。“我玩手機的時間比跟現實中的人在一起的時間要長。”她說，“我的床都有我的身體印記了。”

在這方面，她也是典型的例子。從2000年到2015年，幾乎每天跟朋友聚在一起的青少年數量下降了40%以上；近年來下滑幅度尤其顯著。這不僅僅是參加派對的孩子變少的問題；連一起出去玩的孩子都變少了。那可是以往大多數的青少年都會做的事情。溜冰場，籃球場，城鎮的游泳池，本地的親熱勝地——統統都被經過應用和Web訪問的虛擬空間取而代之了。

你可能以為，青少年花那麼多時間在這些新的空間上是因為那讓他們更開心。但大多數的資料顯示，事實並非如此。美國國家藥物濫用研究所資助的《監測未來》（Monitoring the Future）調查自1975年以來每年詢問12年級學生超過1000個問題，並從1991年開始詢問八年級和十年級的學生。該調查問青少年的問題包括：他們有多開心，他們將多少空閒時間花在各種不同的活動上，其中包括面對面的社互動動、體育運動等非螢幕類活動，近年來則會問參與螢幕活動的情況，比如使用社交媒體、發簡訊和瀏覽網頁。調查結果再清楚不過了：螢幕活動時間超過平均水平的青少年過得不開心的可能性更高，而那些非螢幕活動時間超過平均水平的青少年過得開心的可能性則更高。

從該調查來看，沒有例外的情況。所有的螢幕活動都與開心程度變低有關，所有的非螢幕活動都與開心程度變高有關。一週在社交媒體上花費10小時或以上的八年級學生，相比使用社交媒體時間較少的，稱自己過得不開心的可能性要高56%。誠然，一週使用10個小時算很多了。但那些一週在社交媒體上花費6到8小時的人，相比使用社交媒體較少的，稱自己過得不開心的可能性仍然要高出47%。而親身的社交活動的影響則恰恰相反。那些親身與朋友呆在一塊的時間超過平均水平的人，相比與朋友一起玩的時間低於平均水平的，說自己過得不開心的可能性要低出20%。

青少年玩螢幕裝置的時間越長，就越有可能反映有抑鬱症症狀。

螢幕時間令人不開心

如要根據這項調查給出如何過上更快樂的青春期的建議，那很簡單：放下手機，關閉膝上型電腦，做某種（任何）不涉及螢幕的事情。當然，這些分析並不能準確證明，螢幕時間會讓人不開心；青少年不開心的時候可能會花更多的時間上網。但最近的研究表明，螢幕時間，尤其是使用社交媒體，的確會導致人不開心。一項研究讓有Facebook頁面的大學生在兩週內通過手機完成簡短的調查。他們一天會收到五次帶有一條連結的簡訊，收到後他們需要彙報他們的心情和使用Facebook的時長。他們使用Facebook越多，就覺得越不開心，但覺得不開心並不會促使他們更多地使用Facebook。

像Facebook這樣的社交網路網站高舉幫助我們連線朋友的旗號。但調查資料描繪的i一代青少年是孤獨混亂的一代。每天訪問社交網路網站，但較少在現實生活中與朋友相聚的青少年，最有可能認同諸如“很多時間我都覺得孤獨”、“我常常覺得自己被孤立”和“我常常希望自己有更多的好朋友”的話。青少年的孤獨感在2013年迅速上升，此後也一直維持在高位水平。

從個體來看，這並不意味著花更多時間上網的孩子肯定比上網較少的人孤獨。平均來看，在社交媒體上花費更多時間的青少年線上下與朋友見面的時間也更多——社交十分活躍的青少年線上上線下都更多地參與社交活動，而社交沒那麼活躍的線上上線下都比較少參與社交活動。但從整代人來看，在智慧手機上花得時間更多，線下社交活動時間較少的青少年，普遍都比較孤獨。

抑鬱情緒也是如此。螢幕活動的影響顯而易見：青少年玩螢幕裝置的時間越長，就越有可能反映有抑鬱症症狀。屬於社交媒體重度使用者的八年級學生患上抑鬱症的風險增加了27%。而做運動、參加宗教活動甚至做功課的時間多於平均水平的八年級學生，患上抑鬱症的風險則大大減少。

一天在電子裝置上花3小時或以上的青少年有自殺風險（比如制定自殺計劃）的可能性要高35%。（該數字明顯高於與看電視相關的自殺風險。）有一項資料間接地但令人震驚地反映孩子越來越孤獨：自2007年以來，青少年殺人率呈現下降，但自殺率上升。隨著青少年呆在一起的時間減少，他們殺害其他人的可能性減少，自殺的可能性則增加。2011年，青少年自殺率高於殺人率，為24年來的第一次。

抑鬱症和自殺有很多的原因：電子裝置技術太多顯然不是唯一的原因。青少年自殺率在1990年代甚至要更高，當時智慧手機還遠未出現。另外，現在美國服用抗抑鬱藥物的人數已經增加了大約3倍，該類藥物治療與自殺相關性最高的嚴重抑鬱症通常都有效。

智慧手機與青少年心理健康堪憂的關聯性

智慧手機和這一代正在經受的顯性心理困擾之間有什麼聯絡呢？儘管社交媒體能夠無時無刻連線孩子們，但它們也會放大青少年覺得被孤立被冷落的擔憂。現在的青少年少參加派對了，少參與線下聚合活動了，而當他們參加那些活動的時候，他們也不停地用手機記錄那些時光——不管是在Snapchat，還是在Instagram或者Facebook上。那些被獲邀參加的人很容易就看到那些活動。相應地，覺得被孤立的青少年數量創下所有年齡組的歷史新高。跟孤獨感增加一樣，被孤立感的增加也會帶來很大的影響。

這種趨勢在女生當中尤其顯著。2015年，覺得自己常常被孤立的女生數量比2010年高出48%，男生的這一比例則只有27%。女生更多地使用社交媒體，因此有更大的機率看到朋友或者同學一塊聚會但沒有叫上自己，覺得自己受到排擠和孤獨。社交媒體也給釋出帖子的人帶來不良的心理影響，因為她們總是在焦慮不安地等待別人的評論和點贊。阿西娜告訴我，當她在Instagram上釋出照片的時候，“我會覺得很緊張，擔心人們會怎麼看會說些什麼。我有時候會因為所發出的照片沒有得到一定數量的贊而感到苦惱。”

在現在的青少年當中，女生出現抑鬱症症狀的數量增長也更為明顯。從2012年到2015年，出現抑鬱症症狀的男生增加了21%，女生則增加高達50%——為男生的兩倍多。自殺率的上升在女生當中也尤其明顯。儘管男生和女生的自殺率均呈現上升，但2015年12歲到14歲的女生自殺人數較2007年增加了兩倍，男生則是增加了一倍。男生的自殺率仍然更高，部分因為他們採取更加致命的自殺方式，但女生正在開始縮小差距。

青少年女生自殺人數較多，可能還因為她們更有可能遭遇網路欺凌。男生之間通常更多的是實施身體上的欺凌，而女生則更多的是通過貶損受害者的社會地位或者人際關係來實施欺凌。社交媒體給予了中學的女生整天對別的女孩實施她們喜歡的攻擊方式、排擠和排斥的平臺。

社交媒體公司當然很清楚這些問題的存在，它們在某種程度上也在努力防止網路欺凌的出現。但它們的動機各異，至少可以說很複雜。最近曝光的一份Facebook檔案顯示，該公司一直在向廣告主聲稱自己能夠根據其青少年使用者的行為判斷他們的情緒狀態，甚至能夠準確指出“年輕人需要信心提振的那些時刻”。Facebook承認該文件屬實，但否認有提供“工具讓廣告主根據人的情緒狀態精準投放廣告。”

睡眠影響

2014年7月，德州北部的一名13歲女生醒來的時候問到有東西在燃燒的氣味。結果是，她的手機過熱起火，燒著了被單。各地媒體紛紛對此進行了報導，令讀者紛紛擔憂他們的手機可能也會著火。但對我來說，手機燃燒並不是該故事唯一讓我覺得驚訝的一點。我在想，為什麼會有人睡覺的時候將她的手機放在枕頭邊呢？你在睡覺的時候又不能上網衝浪。幾英寸以外的地方有臺嗡嗡作響的手機，誰能睡得好覺呢？

出於好奇，我問了我在聖地亞哥州立大學的學生他們睡覺的時候如何處置他們的手機。從他們的回答來看，他們都沉迷上手機了。幾乎所有的學生都跟手機一起睡：將它放在枕頭底下，放在床墊上，或者至少放在離床一臂之隔的地方。他們睡覺前會刷一下社交媒體，早上醒來也馬上拿起手機（他們必須這麼做——他們全都用它來調鬧鐘。）手機是他們睡前看到的最後一樣東西，也是他們早上睡醒後看到的第一樣東西。如果半夜睡不著，他們通常會去看手機。有的覺得自己上癮了。“我知道我不該那麼做，但我就是忍不住。”有名學生如是談到在床上看手機。有的將手機視作自己身體的一種延伸——甚至將它視作戀人：“睡覺的時候，讓手機離我近一點，我會有安全感。”

智慧手機或許會讓人舒心，但同時它也導致青少年的睡眠減少：很多人現在大多時候都睡不到7個小時。睡眠專家們表示，青少年每晚應該有9小時左右的睡眠；睡不到7個小時的青少年，屬於嚴重缺乏睡眠。2015年缺乏睡眠的青少年比1991年增加了57%。從2012年到2015年，短短几年間，睡眠不足7個小時的青少年卻增加了22%。

這一增長的時機很可疑，同樣是在多數青少年有了智慧手機後開始出現。兩項全美範圍的調查顯示，一天使用電子裝置3個小時或以上的青少年，睡眠不足7個小時的可能性比使用社交媒體不到3個小時的高出28%；每天訪問社交媒體網站的青少年缺覺的可能性要高19%。兒童電子裝置使用調查的元分析得出了類似的結果：睡覺之前使用媒體裝置的兒童更有可能缺覺，更有可能睡眠質量不佳，白天昏昏欲睡的可能性要比睡前沒有使用媒體裝置的兒童高出一倍多。

我的小孩子當初雖然才剛到學走路的年齡，卻已經能夠嫻熟自如地用手指滑動操控iPad。

電子裝置和社交媒體似乎有特別強的睡眠干擾能力。看書刊多於平均水平的青少年實際上出現缺覺的可能性要略低——要麼因為看書刊可幫助他們平靜入眠，要麼因為他們能夠在睡覺時間放下書刊。一天看數小時電視與睡眠減少的關聯性很弱。而智慧手機的吸引力則往往難以抵擋。

缺乏睡眠與各種問題有關聯性，如思考和推理能力受損，容易生病，體重增長，高血壓。它也會影響人的情緒狀態：睡眠不足的人容易出現抑鬱焦慮情緒。重申一遍，準確追蹤這些因果關係非常困難。智慧手機可能導致睡眠不足，進而引發抑鬱，又或者手機可能導致抑鬱，進而引發睡眠不足。又或者說有某種其它的因素可能同時導致抑鬱和睡眠不足更多地出現。但黑暗中會發出藍光的智慧手機在這裡頭很有可能起到十分不良的作用。

家長該怎麼辦

抑鬱症和智慧手機之間有著足夠強的關聯性，因此家長應當告誡他們的孩子少使用手機。正如科技撰稿人尼克·比爾頓（Nick Bilton）所報導的，這是部分矽谷大佬遵循的一個原則。連史蒂夫·賈伯斯（Steve Jobs）也限制自己的孩子使用他給這個世界帶來的那些電子裝置。

這不僅僅關乎孩子們如何度過他們的青春期。全天候待命的智慧手機對於他們的影響可能會延續到成年期。在遭受過抑鬱症的人當中，至少一半人後來複發。青春期是發展社交技能的一個關鍵時期；由於面對面與朋友呆在一起的時間減少了，青少年練習實踐社交技能的機會也減少了。未來十年，我們會看到更多的成年人知道在某一情境中該使用哪個表情符號，但在現實生活中卻不知道該有怎樣的面部表情。

我意識到，限制習慣於一直線上上的一代孩子使用電子裝置，可能有些不切實際。我的三個女兒分別出生於2006年、2009年和2012年。她們年紀還小，還沒有顯現出i一代的特徵。但我已經親眼目睹新媒體在她們的年幼生活中是多麼地根深蒂固。我的小孩子當初雖然才剛到學走路的年齡，卻已經能夠嫻熟自如地用手指滑動操控iPad。另有個孩子6歲的時候就要求擁有自己的手機。我也聽到過9歲的孩子在討論席捲四年級學生的最新應用。讓手機脫離我們的孩子的雙手會很困難，甚至比我父母那一代讓他們的孩子關掉MTV多出去呼吸下新鮮空氣還要困難。

但敦促青少年負責任地使用手機關係重大，即使只是給我們的孩子灌輸適度的重要性，也能取得一些好處。一天使用電子裝置兩個小時或以上以後，對於心理健康和睡眠的嚴重影響馬上就會出現。青少年每天花在電子裝置上的時間平均達到2.5個小時。制定一些適當的規矩，可能會有助於防止孩子惹上不良的習慣。

在與青少年的交談中，我看到了一些希望：孩子本身已經開始將他們的一些麻煩與他們時刻在身邊的手機關聯在一塊。阿西娜告訴我，在她與朋友見面相聚的時候，他們通常都是光顧著看自己的手機，不會去看她。“我在試圖告訴他們某件事情，但他們實際上都沒有看著我的臉。”她說，“他們在看著他們的手機，或者看著他們的Apple Watch智慧手錶。”“你在面對面地跟人說話，而他們卻不看著你的時候，你會有怎樣的感覺？”我問道。“有些傷心。”她說，“挺傷心的。我知道我父母那一代不會那樣做。我可能是在說某樣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他們甚至都沒留心聽我說。”

她告訴我，有一次，我在跟一個朋友玩，她在給她的女朋友發簡訊。“我在試圖告訴她我家的情況，我家發生了什麼事情，她卻像在說，‘啊哈，好吧，你說什麼都無所謂。’於是我從她手中奪走手機，將它往牆上扔。”

我忍不住笑了起來。“你在玩排球吧，”我說，“你的手臂夠強壯嗎？”“當然。”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