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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性迴圈使人們不斷離開?
哥倫比大學教授納克斯（Nurkse）於1953年在其著作《低度開發國家資本的形成》一書中提出了關於資本與經濟發展關係的“貧困惡性迴圈理論”，他認為落後地區由於發展水平低,在供給和需求兩端均限制了資本形成，更使其長期陷於貧困之中。
80年代以來，我國東部地區率先得到了商貿開放的特權以及眾多政策的支援, 比西部更早實現了地區經濟發達。隨著資本的擴大形成，財富也遵循了從落後地區流向發達地區的流動。這自然而然的影響到人均收入。中西部地區的與東部地區的人均收入已產生巨大差距，例如2016年上半年上海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額是新疆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02.12元的10倍。
這種收入的差距，牽動了人才乃至人口的加速流動。根據調查，我國因“務工經商”而遷移的人口比重從80年代的7.9%上升至2010年的45.1%，成為全國遷移的最核心原因。2010年我國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數為2.61億，其中2010年廣東省流遷人口達到3681萬，超過了1990年全國流遷人口的總數。全國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從2000年至2010年，我國東部地區遷入人口占全國遷移總人口的比重達到了82.4%，而西部中部分別僅佔12.1%和6.5%。其中，北京、上海、天津三大超大城市的淨遷移人口比重從2000年的17.5%、18.2%和6.6%增長到了2010年的34.5%、37.9%和21.0%，馬太效應明顯。
未來如果戶籍限制等極端不人道的政策措施不再重演和加劇，開歷史的倒車。那麼，未來區域之間如何吸引和留住人口，將成為區域之間更為深層次、更為關鍵的“人口戰爭”。
西部崛起大機遇已顯、小機遇未明
從幾個方面來看，西部地區迎來了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機遇期：
網際網路在中國大陸地區的應用已經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並在很多方面開始引領全球網際網路發展和應用。中國在網際網路上已逐漸建立、發展、完善出了一整套“跨地域”的能夠支撐網際網路創新創業的新型商業服務體系，它有效、公平、開放的發揮了科技企業、平臺型企業的“龍頭”帶動和服務作用，也激發了小微企業、傳統產業、政府機構的創新熱情、轉型意願、改革動能。網際網路上，創新創業的成本大大降低，區域之間經營創新門檻的差別逐漸被拉平，地域之間創業環境的差距正在改變。西部創業企業能夠同步使用和融入全球領先的網際網路創新創業服務體系，並同步擁有不斷迭代更新的各類工具、軟體、服務，這是80年代以來西部創業者在“機會公平”上的第一次。
“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出臺，標誌著國家長期戰略重心開始從東部的太平洋區域向西部的大西洋、印度洋區域逐漸轉向，也首次有機會打破西部地區長期以來的階梯式區位劣勢，為西部突破發展限制帶來了新的契機。尤其是以絲綢之路經濟帶為依託的陸地運輸貿易新模式,讓西部地區能夠更便利、更開放地對接整個歐亞大陸的國際市場，以及以瓜達爾港為基點的印度洋乃至海灣地區。國際開放要求西部地區儘快地對接、融入國際商貿規則，提升西部和國際資源要素的流動和匹配效率。西部如果積極開展技術改造、產品研發、品牌塑造等高附加值經濟活動,也必然能夠在帶來大量商機的同時,推動產業創新和轉型。
“供給側改革”的深入與新興“數字經濟”正在不斷深入融合。未來，服務型製造能力將成為決定傳統制造企業競爭力的關鍵以及利潤的主要來源，傳統制造企業的重心需要從生產型製造向服務型製造轉移。而在服務經濟時代，“得資料者得天下”，中國網際網路行業的領先優勢讓中國在全球的資料爭奪戰場上取得了領先優勢，資料將成為傳統制造業創造新經濟價值的“新能源”。目前，大資料、雲端計算在西部幾個省市的率先應用，已為西部傳統產業跨越式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西部地區在能源及化學工業、原材料加工業、特色農產品加工業、裝備製造業等傳統優勢產業推進“供給側改革”與“數字經濟”的深入融合，必將會迎來新一輪的跨越式機遇。
“第五次全球產業大轉移”正在發生。全球產業已先後經歷了多次轉移，在這個過程中，產業的承接者每每能夠實現區域經濟的大發展。例如，第一次從英國到美國，第二從美國到德國、日本，第三次從日本到亞洲四小龍，第四次從上述發達地區向中國的轉移（主要是東南沿海）。然而，2003年以來由於中國在房地產為首的高耗能低端產業的過度發展、中國東南沿海製造成本高企、外貿出口受阻等因素影響，目前我國東南沿海產業正處在雙向輸出的關鍵期：一方面高階產業正在向美國、日本、歐洲等發達經濟體迴流；低端的產業開始向東南亞相關國家轉移。2008年金融危機後，國家擴大內需的投資已主要分佈在中西部地區。在這個大背景下看西部地區，既是中國經濟轉型的縱深空間支援，也是中國區域經濟從非均衡戰略向均衡戰略轉型的關鍵。因此，正在進行中的第五次全球範圍的產業轉移，既是西部地區的機遇，也是西部地區的重大挑戰：西部地區既有著土地、勞動力、文化、政策等方面的優勢，也面對著來自全球範圍的競爭。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機遇均只是在長週期、大場域內出現的所謂大機遇：一方面，機遇並不能夠必然的轉化為現實的發展，歷史上錯過重大機遇的情況屢屢發生；另一方面，僅僅靠承接東部產業轉移並不能夠為西部產生持久的發展動力，要想在未來競爭中搶佔先機，提前培育創新創業才是制高點。具體從眼前的創新創業落地的角度來看，目前西部地區是否能夠抓住機遇，將自身打造成為資本、資源、創新、創業的聚集高地，還存在著文化、理念、人才、制度、資金、市場等等核心問題和壁壘。
如何快速解決好眼前的問題，避免錯失重大機遇，成為西部地區最為緊迫、最需要突破的重點。
西部地區更需要“真企業家”和“軟環境”
“真正的企業家”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優秀的科技人才能夠在關鍵領域實現技術、工程難題的突破，優秀的行政人才能夠帶來先進的治理理念、推動制度政策的改革優化，低廉的勞動力和土地成本能夠讓企業在市場上佔據競爭優勢……但面對新形式下的區域競爭，只有“好企業”的湧現和健康成長，帶來高質量就業機會的不斷出現，才是一個地區吸引力的關鍵。而面對著稍縱即逝的商業機會和激烈的全球市場競爭，“真正的企業家”才是能夠敏銳的捕捉到機會，率先“堅信未來”，並不斷的銳意進取、敬業敬職、勤儉節約的艱苦奮鬥、整合資源，將機遇實實在在轉化為企業利潤、就業機遇的“關鍵先生”。其他人在本質上“不能夠”也“不應當”越俎代庖！
培育和吸引“真企業家”是不容易的。中國的“真企業家”遠遠不夠多，這不僅體現在中國每百人擁有的企業數量遠低於美國，也更體現在中國500強企業的盈利能力遠遠低於美國500強企業。而地方政府如何鑑別“真企業家”和“假企業家”，應該回歸常識，向業績優秀又有道德和責任感的風險投資人學習科學的甄別方法。未來，是否能夠識別和服務“真企業家”應當是包括政府官員在內的該區域內的所有公共服務人員需擁有和提升的核心能力，否則就必然會帶來大量公共資源的浪費、錯配，誤導創業者群體，甚至導致重大機遇的錯失。
研究和實踐不斷表明，企業家精神、創新創意往往並不能夠被規劃和指匯出來，卻能夠在良好的商業生態環境中被激發和孕育。這種環境不僅僅包括“偏硬的環境”，如辦公場地、倉儲物流、鐵公機、寬頻、資金專項、稅負減免等；而是而更需要一種以“開放”、“公平”、“穩定”為核心的“軟環境”。這種“軟環境”既包括創業創新的服務體系，如工商註冊、財務融資、稅務法務、諮詢培訓、設計美工、營銷策劃等常規服務，包括軟體工具、網際網路平臺、雲端計算、大資料等新興基礎設施服務，也包括培育激發創新創業精神的氛圍和文化。
好的創新創業文化和氛圍的培育，不僅僅是召開創新創業大會，邀請所謂的名人明星演講勵志就能一蹴而就。而更需要以更加務實而具體的行動，讓一個又一個創業者，面對一次又一次商機，在一個又一個具體問題上不斷交流碰撞、合作協同，不斷改進產品和服務、提升商業經營能力，獲得收益和利潤；並再一次交流碰撞、合作協同……從而形成創新創業文化氛圍的正向螺旋式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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