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化和中國城鎮化都是當前大潮流、大趨勢，而且伴隨著以PC為代表的第一次資訊革命——計算革命和以移動網際網路為代表的第二次資訊革命——資料革命(有人將此視為第三和第四次工業革命)，城市的定義、定位與形態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大規模的智慧形態出現，例如智慧經濟、智慧交通、智慧醫療、智慧居住、智慧教育等，都使得處於城市中的人的生活得到了空前的效率提升和體驗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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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年底，IBM在里約熱內盧舉辦了一次智慧城市的論壇。曾帶領IBM在實踐智慧城市管理方面取得長足發展，即將從IBM退休的掌門人彭明盛問道:“當一些市長可以搞定問題，而其他領導人在止步不前時的感受是怎樣的呢?”里約熱內盧市長帕埃斯接受讚揚，默默盤算IBM為該市設計的城市管控運營系統帶來了多少政治收益。“城市領導者是沒有意識形態之分，”彭明盛引用紐約傳奇市長菲奧雷洛·拉瓜迪亞(Fiorello LaGuardia)的名言“城市管理的方式不分民主黨和共和黨”，總結道：“智慧城市的領導者應針對長期目標思考和管理城市。”至少，也應該為下一屆選舉做準備。

如今，城市是最務實和高效的政府管理層級，而到國家層級則舉步維艱。同為城邦國新加坡外交顧問的保勞格·康納(Parag Khanna)和戴維·斯基林(David Skilling)聯合發表了一篇名為“小地方的大智慧”(Big Ideas from Small Places)的文章，他們認為“世界各地的城市在全球性的問題上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儘管城市在不斷擴大，城市依然具有促使人們一起參與建設的共同願景，縱觀本章這種務實性無處不在。試想一個市長站在辦公室的窗前俯瞰他所管理的這座城市——物品得到很好的配送，社會安定，有高水平的醫療和衛生服務。這些專案佔據了政府預算的絕大部分，如果這些專案管理不善，將引起公眾極大的不滿。這些領域非常需要新技術來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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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IBM這樣的公司認為，他們提供的商業解決方案也能解決城市治理問題。但城市畢竟不是公司。很多大型技術公司可能花費了5年時間給城市管理者們灌輸技術理念，然而它們自己也需要不斷提高對城市該如何運作的理解和認識。正如波士頓的雅各布所說，“在產業界除了失誤，我們什麼也沒看到”，“因為它們把城市看成了更大規模的企業，於是對什麼條件會導致什麼後果’做了大量的假設。它們往往會對我們的實際運作方式做出重大誤判”。彭明盛也許相信世界上各城市的領導者們都是非意識形態方面的專家，然而他自己的員工及客戶每天面對的卻是實實在在的城市政治的現狀。

讓市民參與尋求解決智慧城市問題的方案，存在明顯的侷限性。只有極少數的駭客願意去幫助 IBM的技術人員解決那些他們解決不了的、枯燥的、危險的問題。即使是在應用程式設計競賽中，他們提交的那些充滿創造性的作品，對市民也沒有產生持久的價值。法國網際網路領袖活動家丹尼爾·卡普蘭(Daniel Kaplan)說：“如果應用程式設計競賽只是被用於證實某概念或證明程式設計師的技術是最有用的，那麼競賽僅為普通市民的生活增加了一件趣事而已。”在引導市民透過網路和社會媒體參與智慧城市建設時，要注意與市民的需求相匹配。

如果那些極客們並沒有真正尋求智慧城市問題的解決方案，那麼又將由誰來設計未來的智慧城市呢?最終建設智慧城市的重擔將落在城市管理者及其團隊的身上。為降低風險，他們會向大公司購買解決方案，同時發動市民努力解決同樣的問題。如果這種方法不可行，他們也會打造屬於他們自己的智慧城市。他們會在所擁有的資源範圍內，不惜一切代價地建造智慧城市。

儘管在設計智慧城市過程中，公民領導力的新模式正在展現，但仍舊存在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如何確保產業界和草根階層都有創新的機會?政府如何在不推卸責任的情況下，授予市民創造和提供新的公共服務的權利?如何更好地蒐集和彙總城市公共資料，並建立保障措施防止這些資料被濫用?上述問題沒有一個會在短期內得到解決，還會出其不意地重複出現。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這些問題會堆積在市領導們的辦公桌上，因為沒有其他人願意去解決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