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八月切斷了與Facebook、Twitter、Instagram、商務社交網站LinkedIn、Pinterest和MessageMe的聯絡。如果你想在九月前聯絡我，請往我的《財富》郵箱發郵件，或者最好打電話給我。我不知道是否會有比以前更多的時間來給你回電話。
簡單地說，我想知道自從2003年首次登入Friendster以來，我究竟得到了什麼，又失去了什麼。我已經不記得在我擁有頭像照片之前的生活是什麼樣子了。自從2005年在《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上發表第一篇關於社交網路的封面文章以來，我一直在撰寫關於社交網路工具的文章——同時也很好地利用了這些工具。透過離開這一個月，我希望以全新的眼光來看待這些技術，同時撰寫一批有意思的文章，談談它們如何塑造人類的未來。
大家或許沒有注意到，逃離網路在今年似乎已經成為一種趨勢。今年五月，保羅•米勒供稿The Verge網站，分享了遠離網路一年期間的生活經歷。《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刊文介紹了戒除數碼癮的訓練營，而《快公司》（Fast Company）的封面故事也是關於一個離開網路25天的男人。說真的，這個故事還挺吸引人。
我相信，之所以會出現這種趨勢，是因為美國的網路使用者已經達到了最大量的社會過載。我把它歸功於一系列完美的新型工具——智慧手機、平板電腦、Up bands、Fitbits，噢——甚至是谷歌眼鏡（Google Glass），以及一系列人們認為不可或缺的新型服務，即使Facebook這樣的老式服務依然扮演了中流砥柱的角色。每天早上醒來，我都會按照以下順序逐一翻看：簡訊、工作郵箱、Gmail、雅虎、Instagram、Facebook、Twitter，之後是我iPhone通知皮膚上的其他資訊。
就像對待其他技術一樣，我們需要搞清如何讓社交服務融入我們的生活（我廣義地將包括電子郵件和簡訊在內的、所有核心內容依附於社交網路的服務定義為社交服務）。還記得我們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使用手機的時候嗎？幾年間，我們就讓它們在餐館和電影院中響起，還因為接電話而中斷了彼此的交談，直到後來我們制定了一系列文化準則，規範瞭如何使用它們。而由於這些社交服務本身進化得如此迅速，這一系列文化準則也更難約束它們。
這幾年來，每年春天，我都在尋求逃離網路的一次國際度假，從而讓自己擺脫每次感到震動都會把手伸進口袋的條件反射。在匈牙利、克羅埃西亞和土耳其，躲在小窗後的孤獨生活讓我覺得頗有滋味，不過即便是這些遙遠的地區也與網路聯絡緊密。（幾年前，我關掉手機，挎起揹包，徒步去往土耳其南部海岸一家提供住宿和早餐的旅館，不料卻在那裡碰上婚宴。人們正隨著這樣一首流行的土耳其歌曲熱烈地舞蹈：“Facebook！Facebook！我在Facebook上遇到了一個女孩！”）
同樣，“度假”這個詞的定義是離開常規的日常生活。
因此，今年夏天，我決定探尋這項技術對我日常生活的影響。為了減少獲取社交資訊，我為自己制定瞭如下規定：
— 常規工作日的上午9點到下午6點半之間查收工作郵件和私人郵件。
— 還可以透過工作電話和手機聯絡到我。在家裡，我準備把電話安在廚房裡，那裡預留了一個放座機的地方。（2003年6月我扔掉了電話。）
— 任何時候都不登陸社交服務。
— 任何時候都不使用即時通訊服務。
— 不發簡訊。
逃離社交媒體的過程比我預想的要困難。比如說，社交服務不會像我的電子郵件那樣提供假期自動回覆；畢竟我們一旦有段時間不用它，就可能將它棄之不用。同樣，我的社交資訊訂閱支援著我在網上的許多活動——從在網飛（Netflix）上看電影到使用Seamless訂餐。試著把這些事情與網路分離是件可怕的事情。此外，社交不僅是社交，它對我的工作也至關重要。毫無疑問，在本月重要的商業會議之前，我會渴望使用LinkedIn，就像我去年夏天嘗試在晨間咖啡時間裡戒掉對咖啡因的渴望一樣。那種感覺不會好受的。
但我計劃在這一過程中做下記錄，藉此更加了解自己——同樣重要的是，瞭解這些我使用的社交技術。我將在本月底分享這些想法。我也期待聽到你們對於類似體驗的想法。如果對此事還有其他關注，可以透過“蝸牛”郵件寄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