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網路常因不利生產而遭人詬病。據一家流行（是否流行，此處存疑）的資訊圖示傳播線上網站（infographic circulating online）統計，使用Facebook、Twitter以及其他社交網站每年就會花掉美國六千五百億美元。我們保持注意力的時間不斷萎縮，測試成績不斷下滑，全是因為這些轉移大眾注意力的“武器”（weapons of mass distraction）惹的禍。
可此類擔憂古已有之。17世紀晚期，英格蘭也對另一種新型傳媒共享環境表現出了十分類似的擔憂，它的誘惑似乎正在讓年輕人逐漸喪失專注自己學業和工作的能力，這個地方就是咖啡館。而咖啡館就是當時的社交網站。
和咖啡一樣，咖啡館也是從阿拉伯地區引入。英格蘭第一家咖啡館在17世紀50年代營業於牛津，之後數年間，數百家類似的店家如雨後春筍般在倫敦以及其他城市開業。人們到咖啡館並不僅僅是為了喝咖啡，還是為了閱讀、討論最新出版的小冊子、小報，還有就是打聽小道訊息。
咖啡館也可當郵局來用。老顧客一天幾次到自己最喜歡的咖啡館檢查信件、打聽訊息、和其他客人——既有朋友，也有生人——聊天。有些咖啡館會專門對某些話題舉行討論，如科學、政治、文學、航運。客人們一家一家地換，跟著資訊他們一圈一圈地傳。
公務員Samuel Pepys的日記因大量“……時，到某某咖啡館”類的語句變得支離破碎。他的日記讓人覺得他所聽到的談話題目著實廣泛。1663年11月的日記記錄了這樣的內容：“兩位醫生進行了長久而極其富有激情的談話”，此外還有關於羅馬史的討論，關於如何儲藏啤酒的討論，關於一種新型海上武器的討論，以及一場即將開庭的審判的討論。
這些談話如此生動的一個原因是，在咖啡館內，社會差異是看不出來的。顧客不僅出入暢通無阻，而且咖啡館也鼓勵他們與各行各業的搭訕談天。如詩人薩繆爾·巴特勒所講：紳士、商人、地主、無賴混在一起，不分彼此。
不是每個人都贊同此事。如抱怨文明人放棄不喝老式啤酒，喜愛洋貨一樣，批評之聲認為咖啡館讓人好逸惡勞。類似警告最早是在1677年，出自Anthony Wood這位牛津學者之口——紮實、嚴謹的學風為何會衰敗，為什麼沒什麼或者根本沒有人願意念大學？”他如是問道，“答案就是：咖啡館，人們在那裡虛度光陰。”
同時，劍橋的一位律師Roger North哀嘆，“一個新鮮物，讓光陰如此被虛度。因為哪個滿腦子全是咖啡館嘈雜景象的人會專心務本呢”？1673出版的小冊子《解密英格蘭大憂患》（The Grand Concern of England Explained）則稱，這些地方“不知毀了多少穩重嚴肅、前程似錦的青年紳士、商人。”
所有這些能夠想到的可怕警告是近代大量時評員提出的。擔憂的共同原因是——不管是當時還是現在——新型傳媒共享平臺給年輕人帶來了特別的危險。
但是咖啡館為生產、教育、創新帶來實際的影響，它並非實業的敵人，實際上由於其推動人與理念融合的方式，咖啡館成了創新的熔爐。皇家學會的成員們常常會到咖啡館延續他們的討論。科學工作者們常常會在咖啡館指導實驗、講授課程，由於入門費僅收一便士（也就是一杯咖啡價錢），咖啡館有時候會被稱為“便士大學”。正是幾位互為同事的科學家在咖啡館引起的爭論，促使牛頓撰寫了近代科學的奠基著作——《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
咖啡館也是為世界商業提供創新的平臺。商人把咖啡館當成結交新夥伴、產生新模式的會議室。倫敦有家名叫Jonathan’s的咖啡館，商人會專挑某張卓談生意，然後才再去倫敦證券交易所。Edward Lloyd的咖啡館是知名船長、船主、商人集會地，後來成為了保險界著名的Lloyd公司。
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代表作《國富論》的諸多章節就是在不列顛咖啡館（British Coffee House）撰寫的，那裡是有名的蘇格蘭知識分子集會地，亞當·斯密就是在那群人中傳閱本書稿，請他們討論。
毫無疑問，有的時間的確是在咖啡館浪費掉。但是瑕不掩瑜，咖啡館提供了一種生氣勃勃的社會以及知性環境，這種環境產生出的創新機制塑造了現代世界。所以咖啡館依舊保留具有合作以及社交功能的飲品，絕非巧合。
現在咖啡館的精神已經在社交媒體平臺中獲得重生。它們也是對所有訪問者敞開門戶，讓來自各行各業的人相識、辯論，和朋友、陌生人分享資訊，建立新聯絡，產生新思想。這樣的對話或許完全可視的，無法聽到，但是它們改變現實世界的潛力巨大。
儘管有的老闆把在工作的時候使用社交網路（social networking）嘲笑成“社交不工作”（social notworking），但是更多富有遠見的公司正在向社交網路企業“投懷送抱”，以求促進合作——而後者本質上就是不同版本的Facebook——並發現未被賞識的天才，瞭解對自己僱員間傳播的訊息，減免郵件的使用。McKinsey & Company這家諮詢公司在2012年釋出的研究顯示，在公司內部使用社交網路能夠將“知識工人”的效率提高20%~25%。
同時，社交網路應用到教育得到了研究的支援，研究表示學生在和其他學習者交流互動的時候能夠提高學習效率。OpenWorm是先鋒性計算機生物學專案，它從一條微博開始，現在憑藉谷歌環聊（Google Hangouts）影響全世界的共同研究者。
新技術剛出現的時候總要有段調整期。在這個過渡階段——可能會是幾年——科技常常會因為打亂現有行事方式而遭受批評。但是咖啡館給我們的經驗則是，當下對社交網路危害的恐懼未免杞人憂天。這種傳媒可謂歷史悠久：例如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時期就使用過小冊子，這段歷史為社交媒體在“阿拉伯之春”中扮演的角色增添了新的寓意，法國大革命爆發前流行的諷刺詩和中國的微博則有幾分殊途同歸的味道。
我們可以吐槽新技術引發的問題，但卻能夠在歷史中學到更多。
Tom Standage is the digital editor at The Economist and the author of the forthcoming book “Writing on the Wall: Social Media — The First 2,000 Years.”
via：譯言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