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美國人都清楚政府會利用手機資料蒐集反恐情報，但對試圖瞭解經濟動態的研究者來說，這些資料卻有著更加強大的作用。最近，一個研究小組進行了一項實驗，以驗證是否可用手機資料來判斷經濟變化的總體狀況。他們發現，能暗示某個人是否失業的一個指標是這個人使用手機的頻率：丟了工作的人往往會顯著減少手機使用次數，尤其是在工作場所附近。
“我們的直覺判斷是，如果人們丟了工作，他們的活動範圍就會縮小。”美國東北大學(Northeastern University)教授戴維·拉澤(David Lazer)說，“如果你在職，你的生活通常會由兩個完整的部分構成——你的家庭生活和你的職場生活，你的活動會在這兩個部分之間不斷切換。”
研究者首先檢視了一個小鎮的手機資料，那個小鎮的一間汽車配件製造廠剛剛關閉。為了確定誰被解僱了，他們研究了人們在被解僱前在工廠附近打電話的情況，以及工廠關閉後手機通話次數減少的情況。他們發現，被解僱的人打電話的次數減少了54%，他們接到電話的次數減少了41%。此外，研究者根據他們的通話記錄發現了一種模式，那就是被解僱的人還大大縮小了活動的地理範圍。“的確，我們看到，他們接打電話的次數都減少了。他們的活動範圍逐漸減少，他們的生活也變得不那麼容易預測了。”拉澤說。
之後，他們將注意力轉向了歐洲某個國家的1,000多萬電話使用者的資料，他們發現，將手機資料新增進來後，可顯著提高目前採用的預測就業人數方法的準確性。目前，美國就業統計資料的基礎是“當期人口調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該調查的資料來自一個有6萬個家庭的樣本。
“我認為，目前政府採用的統計方法存在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這些資料出來得慢，因為這些資料是根據目前的調查方法以及管理性資料得出的，而將這些資訊綜合到一起則需要較長時間。在今天的這個時代，我們已經有了如此之多的資料流，所以，我們理應做得更好——這也是我們的目標之一：為人們提供一個快速洞悉目前經濟狀態的途徑。”拉澤說。
拉澤認為，第二個問題是政府目前的就業統計資料缺乏準確性，無法將誤差的幅度控制在理想範圍內;第三個問題是那些統計資料也不能像手機資料那樣揭示出資料的地理特性。他認為，利用手機資料可讓人們更精確地實時描繪經濟畫卷，進而助力經濟發展預測和方針的確定。
“人們投入了大量的金錢和資源用來判斷經濟狀況，不過人們以前似乎還沒有把資料流用作這一目的。”拉澤說。“如果我們採用的某種方法可讓我們做出更精準的判斷，甚至可以精確到州和城鎮的水平，那麼，我們就可以切實改變經濟干預的模式。”
包括大量收集電話後設資料在內的美國《愛國者法案》(Patriot Act)的三項重要規定即將到期。《愛國者法案》的支持者希望將這些規定延期，他們認為，電話記錄可提供非常有用的資訊。但是很多人擔心這類計劃會危及和侵犯普通美國人的隱私。所以，他們一直在積極推動《自由法案》(Freedom Act)的頒佈，這個新法案規定，電話公司可以收集並存貯這些資料，但人們只能通過司法程式取用這些資料。
在這個“後斯諾登”時代，研究人員或者政府官員可將手機資料用於任何目的，肯定會讓很多美國人感到不快。但是，利用非傳統資料流改善目前方法的可能性，無疑是個很誘人的方向，而且不會侵犯公眾的隱私。舉例來說，除了手機資料，來自零售部門的聚合資料也會成為GDP一個很好的預測指標。因為《自由法案》仍將允許政府大規模採集資料，所以，人們面臨的問題或許是：為了改善經濟狀況而採集資料，是否比為了反恐採集資料更受人歡迎呢?
來源：《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