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貨膨脹告訴我們，制約經濟的是供給，而不是需求，並且政府借款是有限的。

通脹的意外回升就像一記耳光，其告訴我們關於經濟政策的共識看法是錯誤的，需要改變。幸運的是，我們所需的“新”想法已經得到充分檢驗，隨時可以拿來用。

當總需求超過總供給時，就會發生通貨膨脹。需求的來源不難發現：如果想到達這樣的效果，必須應對疫情造成的混亂，美國政府向個人和企業發放了約5萬億美元的支票，其中3萬億美元是新印的鈔票，並且沒有計劃償還它。其他國家也實施了類似的財政擴張，通脹也相應上升。供應問題更具爭議性。疫情期間，供給確實萎縮了。但在疫情基本結束後，通脹飆升，許多“供應衝擊”行業的產量與以前一樣多，但無法跟上需求。

但通脹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寬鬆的財政或貨幣政策造成的需求上升引起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供給減少引起的，對於我們應該吸取的基本教訓來說並不重要。通貨膨脹迫使我們面對這樣一個事實：“供給”，即經濟的生產能力，比大多數人之前想象的要有限得多。2010年代經常提到的一些短語——“長期停滯”、“現代貨幣理論”、“刺激”——聲稱只要政府借入或印製大量貨幣並進行分配就能夠做到繁榮。這些說法現在都被扔進了垃圾箱，你要求這個，我們嘗試過，存在的是通貨膨脹，而不是繁榮。

在供應受限的經濟中，應當需要以供應為導向的政策，而不是促進措施來促進增長。“工作”現在是一種成本，而不是收益。目前美國的失業率為3.7%，每個受僱於那些只是為了能夠讓人們有事可做的專案的人都沒有在做更重要的事情。法規使得住房建設過於高昂且耗時。連貫的移民制度吸引了工作、生產和納稅的人們。我們應當需要公共基礎設施，但其成本過高，我們無法再承擔。關稅迫使我們為國外製造的更好的產品支付更多費用，這隻會消耗經濟。政策關注誰得到什麼，現在的重點一定要放在激勵上，這是增長的關鍵。

經濟停滯的毒瘤

停滯是我們這個時代無聲的經濟毒瘤。2000年後，美國經濟增長率下降了一半。歐洲和英國的經濟停滯更為嚴重。按人均計算，義大利經濟自2007年以來就沒有增長。恢復長期增長比任何其他政策都更重要。只有以供應、效率、生產力和激勵為導向的政策才能恢復長期增長。

“儲蓄過剩”或“安全資產短缺”等流行語同樣反駁了政府債務無限需求的觀點。美國、英國和歐洲似乎得以借到相當於GDP100%的債務。債務提高會造成利率上升、借貸困難和通貨膨脹，因為人們試圖花掉額外的債務，而不是將其用來充當良好的投資。

從現在開始，政府一定要花錢，就像一定要藉助增稅來償還一樣，無論是現在還是以後。他們一定要是這樣的。債務將悄然增長至GDP的200%，而基本赤字將始終佔GDP的5%-10%的預測根本不會發生。更糟糕的是，我們失去了應對沖擊的財政能力。如果疫情期間予以的5萬億美元超過人們持有的債務並引發通貨膨脹，那麼應對下一次危機所需的10萬億美元將陷入更大的麻煩。

我們左派希望花費數萬億美元用於成本效益低的氣候補貼，例如由工會勞工選用美國零件在美國製造的超大型電動汽車。我們的右翼想要花費數萬億美元進行工業保護和工業補貼，徒勞（且不明智）地尋求恢復20世紀50年代的製造業。產業政策對晶片的因素就像《瓊斯法案》（1920年商船法案）對航運業的因素一樣。現在錢不再是免費的，我們只能真正有效地選用它。

通脹的教訓

當前的通脹給貨幣金融政策帶來了兩個深刻的教訓。首先，央行無法完全控制通脹。控制通貨膨脹還應當需要財政廉潔。其次，大規模的財政資金支援部分是金融救助，其中包含對財政部、市政和企業債務、貨幣市場基金、航空公司等的支援。多德-弗蘭克金融改革“不再救助”的核心承諾未能兌現。在我看來，再製定十萬條規定也會失敗，唯一的答案就是股權金融銀行這個簡單經典的思路。

這些似乎都是老觀念了。沒關係，經濟學的進步從來都不是來自於那些催促加入新成分的守舊派——例如，“更加關注人”、“新增心理學”、“政治與經濟相結合”、列為“現實全世界”的複雜性或“非正統”的想法——攪拌一下，指望做出一碗易消化的湯。經濟學的進步始終來自於回答問題、耐心研究問題、實證檢驗以及將現實還原為可操作的因果關係陳述。經濟政策制定受到太多專家的效果，他們湧向華盛頓，要求數萬億美元的支出和對人民事務的無休止的干預，而所有這些都根據一堆不成熟的新想法。經濟政策應該依賴透過充分檢驗的想法。當經濟學家試圖予以一些表面上新穎的想法來滿足政治需求時，他們正在傳播糟糕的經濟學和糟糕的政治。此外，對我們來說看似古老的事物也可能看起來很新。亞當·斯密250年前的思想從某種角度看來，這對於大多數政治家來說仍然新鮮。

本文作者

約翰 • 科克倫

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高階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