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全球幾乎所有地區的經濟活動都在加速，全球經濟預計2018和2019年均增長3.9%。一年後發生了很多變化：中美貿易緊張局勢升級，阿根廷和土耳其的巨集觀經濟承壓，德國汽車產業出現中斷，中國信貸政策收緊，隨著大型發達經濟體的貨幣政策正常化出現的金融條件收緊共同導致了全球擴張的顯著減弱，尤其是2018年下半年。鑑於這種疲弱態勢預計將延續至2019年上半年，《世界經濟展望》預測2019年70%的全球經濟體增速將會下降。全球增長在2017年達到接近4%的峰值，2018年放緩至3.6%， 預計2019年進一步降至3.3%。儘管3.3%的全球擴張仍處於合理水平，但很多國家的經濟前景仍極具挑戰性，短期內將面臨重大不確定性，尤其是隨著發達經濟體增速趨同於適中的長期潛在水平。
雖然2019年初的經濟增長疲軟，預計下半年增速將會回升。其支撐因素是在沒有通脹壓力的情況下，主要經濟體可以實施大規模寬鬆政策， 儘管產出缺口正在收縮。為應對不斷加劇的全球風險，美聯儲暫停了加息，並釋放了年內不再加息的訊號。歐央行、日本央行和英格蘭銀行都轉向了更加寬鬆的政策立場。中國加大了財政和貨幣刺激力度，以抵消貿易關稅的負面影響。此外，隨著達成貿易協議的前景正在形成，中美貿易緊張的局勢開始改善。
這些政策應對措施在不同程度上幫助逆轉了各國的金融條件收緊。新興市場再次經歷證券投資流入，主權借款成本降低，以及貨幣也相對美元走強。雖然金融市場迅速改善，但實體經濟的改善卻尚未發生。多數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工業生產和投資指標仍然疲弱，國際貿易尚未復甦。
在2019年下半年回暖的預期下，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增長回升至3.6%。這是基於阿根廷和土耳其的經濟反彈以及一系列承壓的其他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改善，因此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2020年之後，全球增長將穩定在3.5%左右附近，主要驅動因素是中國、印度的增長及其在全球收入中權重的增加。隨著美國財政刺激的影響消退，發達經濟體增長將繼續逐步放緩；考慮到老齡化趨勢和低生產率增長，其增長將趨向於適中的潛在水平。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增速將穩定在約5%的水平，原因是大宗商品價格承壓，且部分經濟體的內亂拖累了增長前景，但各國之間會存在較大差異。
儘管總體前景仍然向好，但也存在諸多下行風險。貿易政策休戰令人擔憂，因為緊張局勢可能再度爆發並影響其他領域（如汽車產業）， 對全球供應鏈造成嚴重干擾。中國的增長可能低於預期，英國脫歐的相關風險高企。面對幾個國傢俬人和公共部門大規模債務導致的嚴重金融脆弱性，包括主權-銀行的惡性迴圈風險（如義大利），金融條件可能迅速改變，原因包括如風險厭惡情形和英國在沒有達成協議的情況下脫歐。
因預計全球重要地區擴張減弱，這些下行風險變成現實可能使前景嚴重惡化。這將發生在常規貨幣和財政政策應對空間有限的情況下。因此，必須避免代價高昂的政策失誤。政策制定者需要攜手合作，幫助確保政策不確定性不會抑制投資。財政政策將需要在支撐需求和保持公共債務可持續性之間進行權衡，理想的政策組合將取決於各國國情。金融部門政策必須通過呼叫巨集觀審慎工具，主動應對脆弱性。考慮到大宗商品價格前景承壓，低收入大宗商品出口國應通過除此以外的其他部門尋求多元化發展。貨幣政策應繼續以資料為依據，保持良好的溝通，確保通脹預期穩定。
在所有經濟體中，採取行動促進潛在產出、提升包容性、增強韌性是不可或缺的。所有利益相關方開展社會對話應對不平等現象和政治分歧將使所有經濟體受益。有必要加強多邊合作來解決貿易分歧，應對氣候變化和網路安全風險，提升國際稅收的有效性。
本期《世界經濟展望》還關注三個強化長期增長需要解決的主要發展問題。第一是不平等現象加劇，第二是投資疲弱，第三是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第二章調查了企業市場支配力（以利潤率計量）的演變以及其如何解釋幾個巨集觀現象， 包括投資疲弱和催生不平等現象的勞動力佔比下降。本章發現，2000年以來的利潤率總體增長適中，因此對巨集觀經濟的影響相對溫和。然而，利率潤的增長存在異質性，少數生產率更高、創新能力更強的公司利潤率大幅增長，構成了利潤率總體增長的主要驅動因素。因此，現在來看，市場總體支配力的強化似乎更像是“贏者拿大頭” 效應，即利率潤部分補償了無形資產投資，而非市場競爭不足。然而，這種市場主導地位未來可能帶來不公平的優勢，削弱市場準入和競爭，（更嚴重的是）抑制投資和創新。因此，重要的是消除市場準入壁壘，改革和強化競爭法以更好適應新的經濟形態。
第三章強調了降低貿易壁壘對投資的裨益。過去三十年，所有國家中機器裝置的相對價格都出現下降，驅動因素包括資本品生產部門生產率提高和貿易一體化加強。相對價格的下降支撐了機器裝置實際投資比例的上升，使發展中國家從中受益。貿易緊張加劇可能逆轉價格下降趨勢，在投資已經疲弱的基礎上繼續削弱投資，這進一步強調了快速解決貿易分歧的必要性。
《世界經濟展望》的最後一章分析了雙邊貿易關稅與貿易失衡的聯絡。中美貿易摩擦使我們聚焦於“雙邊貿易措施是否能夠（應該用於）解決雙邊貿易失衡”的問題。本章展示了兩者之間不穩定的聯絡。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雙邊貿易差額主要反映了總體的巨集觀經濟力量，這被認為是國家層面總貿易差額的決定因素，而雙邊關稅的作用小得多。將雙邊貿易差額作為目標可能只會導致貿易轉移，對國家層面的差額影響有限。本章的發現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儘管採取關稅措施）美國貿易赤字創下了2008年以來的新高。本章還發現，當前關稅對產出的負面影響遠大於1995年，因為全球供應鏈在世界貿易中發揮了更大的作用。
今年的全球經濟十分微妙。如果下行風險沒有實現，且實施的政策支援有效，全球增長將於2020年回升至3.6%。然而，如果任何主要風險實現，那麼承壓的經濟體、出口依賴型經濟體和高度負債經濟體預期的復甦可能不會發生。在這種情況下，政策制定者將需要做出調整。根據實際情況，這可能需要各經濟體採取同步但符合國情的刺激政策，並以寬鬆的貨幣政策作為補充。同步的財政刺激能強化政策效果，一方面通過訊號效應提振家庭和商業信心，另一方面通過進口緩解財政流失。最後，多邊機構的資源充足性對於維護有效的全球安全網至關重要，這可以幫助穩定全球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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