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泰君安分析師陳筱團隊在報告中指出，隨著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經濟放緩所引發的“口紅效應”、加上90、00 後強大的消費能力，未來高素質的全能型藝人在中國將供不應求。國泰君安預計，2020 年，藝人經紀市場的規模有望達到千億級別，未來五年年均增長率將在30%左右。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粉絲追星過程中的支付能力。據國家統計局統計，中國城鎮人口比例將於 2016 年超過 55%，城鎮人口人均可支配收於 2015 年已超過 32000 元。從巨集觀的角度來看，當人均國民收入達到約 3000-5000 美元時，娛樂業的發展速度將明顯高於國民經濟。上世紀30、40 年代的美國，50、60 年代的日本和 80、90 年代的韓國均為這一觀點提供了證據。
而從微觀角度來看，文化娛樂行業的主要消費者集中在 90 和 00 後群體，其中絕大多數為學生和初入社會的年輕人，並且多為獨生子女，在成長過程中享盡父母和其他親人的寵愛。結合以上因素，未來幾年主流消費群體對娛樂行業的付費能力很可能以超越平均水平的速度增長。
經濟放緩恰恰造就中國文化娛樂產業蓬勃發展的溫床。
2015 年四季度GDP 增長 6.8%，全年 6.9%，25 年來第一次低於 7%，需求端的三駕馬車全線放緩，2015 年投資增長 10.1%，消費增長 11.1%，出口下降2.8%，房地產去庫存、製造業去產能和外部再平衡完成之前，經濟難言見底。
在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未來發展即將進入調整期的轉折點，正是中國文化娛樂產業進入蓬勃發展的黃金時期，這一觀點已從 2015年中國電影市場全年票房增長超過 48.7%已初見端倪。而經濟放緩所引發的“口紅效應”對廣泛的大眾群體產生影響，這種影響對 90 和 00 後這一影響會更加顯著。
韓國：經濟下滑、網際網路時代助力藝人經紀發展
國泰君安指出，韓國音樂+藝人經紀市場快速發展的主要原因有四個：第一，90 年代韓國經濟下滑；第二，韓式娛樂注重文化多元化融合；第三，韓國文化發展時期正好進入網際網路時代；第四，韓式綜藝節目的流行開啟藝人推廣渠道。
韓國文娛產業的蓬勃發展得益於金大中總統提出的文化立國的國家發展政策。上世紀90年代後，韓國大型財閥開始全球化擴張，資產規模和負債率超出自身承受範圍。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導致外資流出，韓幣貶值，缺乏資金來源的大型企業進入財政困境，開始紛紛倒閉和資產重組，維持了 30 年的製造業出口導向性經濟模式全面瓦解。
1998年，金大中總統提出了文化立國政策以取代製造業為主的國家政策，標示文化產業為繼製造業之後韓國最重要的出口產業。自此，韓國政府開始大力扶植包括音樂在內的本國文化產業並鼓勵對外的文化輸出。據統計，韓國政府為推廣韓式流行音樂K-POP以累計投入超過3億美元。
風格國際化使得韓國音樂+偶像明星被全球廣泛接受。
對於一個只有5000 萬人口的國家，將本國文化產業輸出到國際上才是最佳的發展戰略。為使得本國偶像藝人和音樂風格得到國際上的廣泛認可，韓國娛樂公司注重三個國際化：（1）音樂風格，（2）製作團隊，（3）偶像團體成員背景。
而網際網路時代為韓國藝人經紀+音樂產業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推動商業模式創新和全球無國界傳播的機會。也正是因為網際網路的發展，許多產業包括數字音樂的大力發展，使得韓國成為全球第一個數字音樂版權銷售額超過非數字版權銷售額的國家。
綜藝節目的流行為偶像藝人推廣營銷創造最佳平臺。自 20 世紀 90 年代後期開始，韓國出現大量充滿正能量的綜藝節目。綜藝節目的特點是受關注高和與觀眾的互動性強，外加字幕製作技術的提升使得製作團隊在後期製作過程中通過剪輯和字幕處理融入許多靈活高效元素拉近了與觀眾的距離。
日本：口紅效應、固化的社會階層養活了文化產業
國泰君安指出，日本的文化娛樂產業的真正興起是從二十世紀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開始的，比韓國早了近十年時間，而原因與韓國基本一致主要原因包括（1）經濟下滑引發的口紅效應、（2）政策扶植、（3）人均收入水平高、（4）社會階層固化。
上世紀90年代，日幣貶值預期提升導致引發外資出逃，日本股市與房市雙崩盤，日本經濟從此跌入急速衰退和長期蕭條的深淵。
1993年-2002年，日本 GDP年均增長率僅為0.8%。2003 以後，日本經濟進入一個低速增長階段，日本央行通過實行 QE 政策為日本經濟的恢復營造了寬鬆的貨幣環境，使得 2003-2007年間日本 GDP 年均增速 2%左右。但是 2008 年經濟危機以後，日本經濟雖出現過 V 型反彈，但整體經濟依舊疲軟。經濟的下行使得家庭和個人的消費支出也隨之減少。整體低迷的巨集觀經濟環境儘管讓很多人為生計傷腦筋，但卻在客觀上為文化娛樂產業提供了生存空間。口紅效應的存在，使得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後的 10 年蕭條期內，動漫，遊戲和娛樂等文化產業崛起，給日本經濟帶來了巨大的收益。
1996 年 7 月，日本公佈實施《21 世紀文化立國方案》，表示要擴大國際文化交往，為國際提供更多文化產業輸出和傳播。日本在 20 世紀 50年代曾經提出“貿易立國”的目標，80 年代又喊出“技術立國”口號，而“文化立國”新國家規劃的出臺，是日本政府適應形勢變化而進行的新的戰略調整。在確立了文化立國方略後，日本出臺了一系列措施振興文化產業發展的政策。1995 年-2002 年，日本文化產業增長率為 58%。雖然在 2006 年後，尤其是 2008 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中，日本文化產業年增長率幅度變小，但仍然保持逆勢上揚、穩定強勁的發展勢頭。
2000 年以來，日本數字內容產業更是一直保持較高的增速，從 2002 年到 2011 年，日本數字內容產業市場規模從 3.40 萬億日元增加到 7.64 萬億日元，增長1倍多，2009年以來年均增長率超過10%。日本文化產業已經成為日本經濟的重要支柱。
相對較高的人均收入以及人均可支配收入為消費創造了有利條件。長期的公平分配政策，使得日本基尼係數（食品支出總額佔個人消費支出總額的比重）維持在低水平（雖然近年來基尼係數上升趨勢明顯），是世界公認的分配比較公平的國家之一，多數日本居民處於中產階級，這樣的社會收入分配結構，使社會上大多數群體消費能力一致，消費傾向比較接近，為群體性消費提供可能。
根據世界銀行公佈的 2014 各國人均國民總收入排行榜，日本以人均 42,000 美元在全部國家中排名17，是典型的中等偏高收入國家。2014 年度日本的恩格爾係數為24.3%，意味著日本人民在滿足生活必須的消費後，會有相當大一部分富餘的收入進行文化娛樂消費，以此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質。相對富裕的生活在需求端刺激了日本文化娛樂行業的快速發展。
日本社會階級固化為年輕人提供時間和精力在文化產業消費上。日本社會的集團構成，是一種“縱式社會”，是嚴格的上下主從關係，這種上下主從關係多層次地重疊而成整個社會階層的結構。在傳統的日本集團結構中，一個人進入日本集團後，要想達到一定的階層，只有通過自己的頂頭上司的青睞與提拔才可能實現。不允許年輕人“橫空出世”，一夜暴富更不符合日本社會與經濟的風土與習慣。年輕人創業，優勝劣汰這種思想在日本社會是不被大眾接受的。年輕人只有通過不斷的辛苦流汗，長年奮鬥才能在晚年享受到國家的優待，得到社會的認可和尊重。
這種階級固化現象使得社會大部分資源和財富掌握在老年人手中，一方面導致了日本年輕人普遍對前途感到悲觀，意志消沉。據 2014 年日本政府發表的《兒童與青年白皮書》，只有 61.6%的日本青年認為前途是光明的，在被調查的七個國家中佔比最低。
另一方面也使多數年輕人失去了對政治的關心和興趣，個人的社會責任意識欠缺。縱式社會的日本傳統壓抑了年輕人的思想，限制了年輕人的發展，卻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日本娛樂業的發展。失去奮鬥方向的年輕人將偶像當做他們的精神寄託，將明星當做理想中的自己，實現自己的夢想。
而日本各種娛樂文化產品面對的消費群體大部分都是年輕人，尤其是年輕女性。這些有小錢而無大錢且有閒的階層，沒有能力進行買房等得大額消費，卻有充足的可支配收入去追星。以一個剛就業的年輕人為例，他的月薪大概是 20 萬日元左右，而成為一個 fan club 的會員並支付會費每年只需要 5000 日元。因此，日本年輕人對文化產品有著較高的消費需求，形成了利潤豐厚的市場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