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沃頓商學院旗下電子雜誌《沃頓知識線上》近日刊文，對Uber和Airbnb等分享經濟領域的先驅企業所面臨的監管障礙，以及它們可能採取的突圍戰略，展開了詳細分析。
以下為文章全文：
10月末的一個週末，費城泊車管理局（以下簡稱“PPA”）針對該市的UberX汽車展開了一次突擊行動。該機構對每名使用這款租車應用的司機處以1000美元的罰款，並以違反相關法律為由扣押了他們的車輛。Uber也會因為違法行為被處以每次1000美元的罰款。
PPA表示，Uber僅在該市擁有經營豪華計程車的資質，不能推廣拼車服務，他們的司機可能沒有經過應有的背景審查和安全調查。PPA發言人馬汀·奧盧克(MartinO’Rourke)將UberX稱作是一項“變節的計程車業務”。
與此同時，紐約市也在打擊Airbnb的租房業務，認為其違反了該市的相關法規。紐約州總檢察長埃裡克·施耐德曼(EricSchneiderman)表示，Airbnb上有72%的出租房源違法經營。他已經與紐約市組成了聯合工作組，取締了很多通過Airbnb出租的非法出租房。“當新的網路技術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時，我們必須確保，那些旨在提升安全和生活品質的法律不會以創新的名義被拋棄。”施耐德曼在宣告中說。
然而，儘管監管者步步緊逼，但卻似乎仍然無法遏制這些服務的蓬勃發展。事實上，普華永道今年8月釋出的報告指出，“分享經濟”正處於高速增長之中。這種模式的本質就是把閒置的資源分享出去，讓所有者和租賃者同時獲利。該報告預計，重要的分享經濟領域——P2P融資和住宿、線上人員配置、汽車分享以及流媒體音樂或視訊——到2025年的全球市場規模將增長22倍，達到3350億美元。普華永道還認為，這種分享服務有可能延伸到能源、電信、零售等其他領域。
“一旦妖怪逃出瓶子，就很難把它收回。”沃頓房地產教授吉利斯·杜蘭頓(GillesDuranton)說。這些分享經濟應用所提供的低價體驗，已經對消費者形成了吸引力，使之不必親身擁有商店、汽車或酒店等硬資產。人們還很看重這些服務的高效和更好的使用者體驗——它們通常都提供免現金交易、電子郵件收據和線上評價等功能。
以Uber為例，該公司的租車服務在5年間實現了迅猛發展，如今的業務已經遍佈45個國家或地區——儘管它在很多城市與監管者發生了衝突。例如，法國的計程車行業就在抗議Uber，當地的監管者也歷來傾向於保護工會。
但杜蘭頓指出，即使是在法國，Uber“仍在向前發展”。Uber已經向巴黎的居民做出承諾，他們現在可以更加容易地叫到計程車。巴黎大街上執行的計程車歷來都很少，導致價格居高不下。“沒有競爭就會產生惰性。”杜蘭頓補充說。
在費城，市場的力量似乎站在了分享經濟一邊，至少目前如此。PPA在打壓UberX服務的同時，也被迫推遲了兩次計程車運營牌照拍賣活動，原因是“競拍者不足”。計程車運營牌照是在費城經營計程車的必備手續，之前一直都是炙手可熱的資產。然而，這雖然是該市15年來首次拍賣這一牌照，甚至低於市場價，但依然提不起競拍者的興趣。奧盧克表示，此次起拍價為47.5萬美元，但在私有市場的牌照轉讓費用高達52.5萬美元。
新時代到來
沃頓管理學教授伊森·莫里克(EthanMollick)認為，這些分享服務正在進入新的增長階段。“在我看來，下一階段是妥協和交涉。”他說,“很多像Uber這樣的公司都有著很強的自由主義傾向。他們認為，政府監管的唯一目的就是保護既得利益者，並限制新人進入。這顯然有一定的道理。”
於是便形成了這樣一種思潮：這些監管者“都過時了，沒有存在的意義”，而科技公司隨後都會顛覆他們。
但莫里克指出，“政策並不總是以效率為目標。”公平等問題無法在最有效率的政策中體現出來，但卻同樣非常重要。“低效並不總是壞事。”他說，“累進稅制並不總是壞事，人們並沒有一味追求經濟效率是有原因的。”
例如，從經濟角度來，在未成年人走出學校後立刻讓他們從事生產勞動更有效率，但政府仍然制定了童工保護法來保障未成年人的利益。莫里克指出，分享經濟正在迫使政府思考哪些政策真正重要，以此來適應新的市場形勢。“與此同時，就此認為所有的法律都是浪費資源的想法未免有失偏頗。”他補充說。
莫里克指出，監管者面臨的一部分問題在於，分享經濟服務在法律上找到了一個出乎政府意料之外的漏洞。這些公司可以通過各種方式人為降低成本，例如不給員工提供最低薪酬和醫療福利，或者在傳統的酒店和汽車租賃等管制行業所對應的監管和稅收系統之外運營。
“很多監管政策都必須與時俱進，補上那些我們希望補全的漏洞。只要他們遵紀守法，就可以在商業模式上做出更多調整。”他說。莫里克預計，當這些服務走出初級階段後，必須要通過切實的改變來更好地遵紀守法。
事實上，Uber的黑色汽車服務遵守了費城的相關法律。“那沒問題，他們遵守了規定。”奧盧克提到這項業務時說，但UberX卻違反了相關法規，原因是這項拼車服務無法確保駕駛員是否接受過正規的培訓或購買過保險，也未對其進行犯罪背景調查。然而，Uber在部落格中表示，UberX的司機都接受了背景調查，也都投了單次事故100萬美元的保險。該公司補充說，他們會對照美國全國性犯罪者登錄檔(NationalSex Offender Registry)對司機進行調查。
在回應紐約州總檢察長的報告時，Airbnb並沒有對報告內容展開爭辯。但該公司發言人對《紐約時報》說，此事的利益相關者需要“就一些敏感規定展開合作，剔除不良分子，保護那些只想分享住處的普通人。”
杜蘭頓也同意，分享經濟企業必須遵紀守法。例如，他認為業主通過Airbnb出租閒置房屋前獲得物業的批准，就是一項很好的舉措。“如果你把自己的公寓當成酒店，你的鄰居肯定不高興。”他指出。喝醉的的遊客凌晨4點回來時肯定會發出噪音，驚擾其他居民。在酒店裡，可以直接撥打前臺電話，讓酒店處理這些問題。但在普通居民樓裡，人們難以解決這種問題。
但諮詢公司East FourthPartners創始人傑夫·亨利提格(JeffHenretig)認為，不應該就此認為是科技促成了更多違法行為。他甚至持有相反的觀點：“科技讓這些交易記錄在案，從而為其增加了更多的責任感。”Uber會對每次載客行為進行記錄，包括司機和乘客的身份。計程車則不會提供這類追蹤服務。
亨利提格還認為，使用Uber這樣的應用“其實更加安全”，因為可以通過線上評價提前發現危險訊號，而且由於很多使用者的資料都與Facebook賬號關聯，因此可以追蹤他們的身份。犯罪分子有時會乘坐計程車或入住酒店，但卻很少能追蹤到他們。與此同時，這些服務的出現也為公眾帶來了很多好處，不僅降低了價格、提升了效率，還可以提供一些以前無法享受的服務。“消費者是大贏家。”亨利提格說。
遊說草根群體
消費者或許會喜歡，但監管者卻未必。這意味著分享經濟公司必須學會如何才能更好地與監管者打交道。沃頓商業經濟和公共政策名譽退休教授傑拉爾德·福爾哈勃(GeraldFaulhaber)認為，這些公司之所以在政治上不夠活躍，源自他們看待自己的方式。
例如，Airbnb是一個撮合房東與租客的平臺。它並不擁有酒店，所以無需遵守相關法規。可一旦該公司開始威脅舊經濟的既得利益者，這些企業就會開始遊說監管者，對該服務進行打擊。“這也就是經濟學家所謂的‘尋租行為’。”福爾哈勃說。
福爾哈勃表示，這些公司必須更好地贏得使用者的支援。“你必須得到公眾的支援。”他指出。有證據顯示，這種草根遊說方式的確有效。福爾哈勃指出，在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保留網路中立原則之前，就曾經上演過類似的一幕。消費者組織和其他精通政治的支持者說服100多萬人向FCC發去了郵件。“他們大獲成功。”他補充說。但對科技應用來說，問題在於：“如何讓100萬人告訴監管者，這正是他們想要的東西。”
方法之一就是提供比舊經濟的競爭對手更加優質的服務，這樣就更容易獲得公眾的支援。“讓公眾成為你的支持者，並代表你參與此事。”福爾哈勃建議。僅僅對城市管理者說，自己的服務可以為城市帶來更多創新，很難對政客形成吸引力。“他們不關心效率，他們關心的是重要機構的意見。”他說，例如，教師工會就有很大的影響力。“如果他們不喜歡《時代》雜誌刊登的教師封面，工會就會讓人們寫信給《時代》雜誌，告訴他們：‘你們在侮辱教師。’”福爾哈勃說。
福爾哈勃認為，分享經濟公司還應該儘快回應他們所遭到的批評，並出臺整改措施。計程車行業指責拼車應用在乘客安全上做出妥協，原因是駕駛員的背景和保險方面存在疑問。費城保險聯合會主席兼CEO薩繆爾·馬歇爾(SamuelMarshall)在8月1日的一篇專欄中表示，保險尤其重要，因為私家車改為計程車後，個人車險政策通常不涵蓋汽車和駕駛員的相關費用。拼車應用必須反駁這些財大氣粗的競爭對手發出的指控。“他們正在跟大塊頭較量。”福爾哈勃說。
如果完全遵守不同城市的監管規定，Uber這樣的拼車服務有可能消失。“我不知道Uber是否會在計程車行業生存下去，尤其是歐洲。”福爾哈勃說，“他們可能無法在紐約生存下去，那裡有組織嚴密的工會，監管十分嚴格。但它們可以在紐約之外生存，例如郊區，那裡的計程車與紐約和費城市中心十分不同。他們會面臨更小的政治壓力。”
至於城市管理者是否應當通過修改法規來迎合這些租車服務，目前還沒有有力的例證。“目前還不清楚城市管理者是否應當改變監管政策。”沃頓管理學教授彼得·卡佩裡(PeterCappelli)說，“例如，城市可能對計程車司機制定背景調查規定，還會設定保險數額。Uber是否應該例外？現在還沒有明確的理由。”
即使分享服務自稱遵紀守法，仍然需要有一套相應的檢驗和平衡系統。“我們之所以監管一些行業，是因為不相信他們的自我監管能力。”卡佩裡說，“我們之所以相信餐館的廚房是乾淨的，是因為如果他們不乾淨，那麼被曝光後的影響會很嚴重。”
費城市長邁克爾·努特(MichaelNutter)10月27日釋出Twitter訊息稱：儘管遭到監管部門的反對，但“我強烈支援在費城提供Uber/Lyft的服務。”今年9月，PPA開始在自己的網站推廣一款名為Way2Ride的應用，將該市的1400輛計程車彙總到一處。他們還支援215Get A Cab和Freemdom Taxi等電子叫車應用，因為這些服務都遵守該機構“嚴格但必要的安全政策”。
與此同時，專家認為，監管者存在的意義不應該是保護既得利益者，打擊競爭對手。“我認為界限很明確：我們不應該利用公共政策保護某些行業免受競爭對手的挑戰，除非有特別的理由。”卡佩裡指出。如果新晉企業在與他們競爭的過程中沒有遵守相同法規，老牌企業有理由抱怨。
“他們抱怨說，這些公司規避監管。這是一種合理的擔憂。當然，他們之所以擔憂，是因為擔心失去業務，或者感覺很快就會失去業務。”他補充說。
在那些沒有獲得強大政治支援，以及監管力度較輕的行業中，分享服務或許更容易打破現狀。例如，當以數字形式銷售的單曲銷量超過專輯時，音樂行業必須主動適應，否則就只能坐以待斃。蘋果iTunes是顛覆音樂行業的先驅，它在10年前開創了0.99美元銷售單曲的先河——這種模式現在已經被流媒體音樂服務所顛覆。唱片公司通過變革謀求了生存，而唱片店卻紛紛倒閉。“那個行業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福爾哈勃說。
但除了遊說政客外，老牌企業也並非沒有反擊工具。“更有趣的挑戰似乎是既有企業如何適應新的形勢。如果乘客因為車內更乾淨、叫車速度更快，而願意付高價使用Uber的服務，計程車公司為什麼不在這方面展開競爭呢？”卡佩裡問，“這似乎很有市場。”
via：騰訊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