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學還有未來嗎?

原為作者2011年11月30日在紐約公共圖書館所做的講演（視訊：http://www.nypl.org/audiovideo/mary-beard），後刊於《紐約書評》2012年第1期（文字：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12/jan/12/do-classics-have-future/）。

瑪麗•比爾德

Mary Beard，劍橋大學古典學教授、《泰晤士報文學副刊》古典學編輯。著有Classic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The Parthenon、The Colosseum、The Roman Triumph、Pompeii: The Life of a Roman Town等，開有部落格“A Don's Life”（http://timesonline.typepad.com/dons_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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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對過世的特倫斯•拉蒂根（Terence Rattigan）來說異乎尋常地光彩。在這一年裡，他的劇作《男人與男孩》（講的是當下熱門的題材：一個金融家敗亡的故事）自1963年在紐約首演後，再次在百老匯上演，弗蘭克•蘭傑拉擔綱主演；11月底，由他的劇作《蔚藍深海》改編的同名電影（拉赫爾•魏斯扮演一位與飛行員私奔的法官妻子）在英國首映，次月在美國上映。2011年是拉蒂根的百年誕辰（他逝世於1977年），他的作品也得到了某種重新評價，這是百年紀念時常常會發生的。一直以來，在評論家眼中，拉蒂根講述特權階級受壓抑的苦楚的優雅故事根本無法與約翰•奧斯本（John Osborne）及其他憤怒的年輕戲劇家表現勞工階級的現實主義相提並論，儘管對此倫敦西區劇院裡的觀眾們並不認可。然而，現在我們正開始重新審視拉蒂根的作品。

我要重新審視的是拉蒂根的另一部劇作，首演於1948年的《布朗寧譯本》（The Browning Version）。故事的主人公叫安德魯•克羅克-哈里斯（Andrew Crocker-Harris），一位任教於某英國公立學校的舊式古板老師，雖然只有四十多歲卻因嚴重的心臟問題而被迫提前退休。“老傢伙”（學生們這樣稱呼他）的不幸之處還在於，他娶了一個實在惡毒的女人，這個米利耶一邊與學校的一個科學老師維持時斷時續的婚外情，一邊在家裡對她的丈夫施加各種迫害。

但劇名將我們帶回了古典世界。“老傢伙”，你們大概能猜到，是教古典學的（否則一個叫克羅克-哈里斯的人還能教什麼）。而劇名“布朗寧譯本”指的是1877年羅伯特•布朗寧（Robert Browning）將埃斯庫羅斯的悲劇《阿伽門農》翻譯成英文的著名譯本。該劇大概創作於公元前450年，講述的是阿伽門農的悲慘遭遇，他剛從特洛伊戰爭返鄉就被她的妻子克呂泰涅斯特拉及其姘夫謀害。

在某種意義上，這部經典是拉蒂根這部劇作的真正主角。“老傢伙”退休之時，他的學生約翰•塔普洛（John Taplow）以此為紀念送給他，這位學生接受過他希臘語的課外輔導，因而對這位壞脾氣的舊式古板老師漸生敬意。送紀念品是劇情的關鍵時刻，幾乎類似救贖時刻。在這一刻，克羅克-哈里斯首次揭去面具，坦露真情：當他翻開書時，他流下了淚水。他為什麼哭？首先，這部書迫使他承認，如同阿伽門農一樣，他是如何被一段背叛的婚姻所漸漸摧毀的。到這裡，你們也該意識到這部劇作並不是一個女權主義作品。其次，他流淚也是因為小塔普洛在扉頁上所寫下的文字。這是一句來自《阿伽門農》裡的話，被小心地以希臘語抄寫上去。“老傢伙”將它翻譯為 “神在上天眷顧平和的主人”，並把這作為對自己職業生涯的評價：他顯然不是一個平和的老師，因此神並不眷顧他。

拉蒂根的用意不只限於探究英國中上層階級的扭曲心理（這部劇作也不是又一個“校園小說”，美國人通常認為此類題材是英國作家的怪異嗜好），受過良好古典教育的他同時提出了一些系列疑問，事關古典學、古典傳統以及我們現代人與其的關係。古代世界能在多大程度上幫助我們理解當下世界？當我們的重新闡釋和別樣解讀（reappropriation）古代世界時，這其中的限度又在哪裡？（埃斯庫羅斯寫下“神在上天眷顧平和的主人”時，顯然他想到的不是一個學校老師而是一位軍事征服者，其實這行字來自阿伽門農在走進滅亡之前對克呂泰涅斯特拉說的最後一段話。我猜，這一點也是拉蒂根的用意之一。）

但丁和維吉爾在地獄的第一層遇見各位古典詩人，包括荷馬、賀拉斯、奧維德、盧坎等。他們雖然生前德性優良，但由於未受洗禮而徘徊在地獄邊緣。插畫：古斯塔夫•多雷

換句話說，我們如何使古代世界對我們而言有意義？我們如何翻譯它？事實上，小塔普洛對布朗寧的翻譯評價並不高。以我們現在的口味而言，的確如此，它是用令人不適的19世紀詩歌語言翻譯的（“溫和征服的人，神在上天眷顧”[Who conquers mildly, God, from afar, benignantly regardeth]，布朗寧這樣翻譯關鍵之語，很難讓我們大多數人產生急切想讀完劇本的念頭）。塔普洛曾在課上受埃斯庫羅斯希臘語的激發，將劇中一段凶惡的文字翻譯出來，恰得精髓卻與原文略有出入。“老傢伙”就嚴肅地反對說：“你的職責是闡釋他的希臘語，而不是與埃斯庫羅斯共同創作。”言下之意，是要逐字逐句地直譯。

我想，我們現在大多數人都是認可作為共同創作者的觀點，相信古典傳統是我們應該參與或反駁的東西，而不是僅僅進行精確複製或機械誦讀。在這種語境下，我不禁想跟你們提起對荷馬《伊利亞特》的一個極其現代的譯本，由剛在2011年11月2日逝世的英國詩人克里斯托弗•洛格（Christopher Logue）翻譯。這個譯本（由Kings、War Music等書構成）被加里•威爾斯評價為“自蒲柏之後，荷馬史詩最好的英譯本”(" Homer Alive ," The New York Review , April 23, 1992)。我想，這個評價既是發自真誠的，也帶有些許諷刺，因為可笑之處在於作為主要共同創作者的洛格對希臘語大字不識。

拉蒂根提出的許多疑問也說出了我想說的。我並不想在這裡說服大家應該認真對待古典文學、文化或藝術，我想這點無需我再費口舌。相反我想在此強調，古典學的文化語言仍將是“西方文化”一種核心且不可根除的方言（不僅見於拉蒂根的戲劇，也見於特德•休斯[Ted Hughes]的詩歌、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小說或唐娜•塔特[Donna Tatt]的《校園祕史》——畢竟，這本書不可能去寫地理系）。但我還是想更進一步考察一下我們對於古典學衰落這個話題的迷戀。對此，拉蒂根的《布朗寧譯本》或其後續作品同樣能提供一個引人入趣的視角。

該劇一直以來深受那些不太寬裕的劇場和電視製作公司的喜愛，部分原因在於拉蒂根將全劇場景都設定在克羅克-哈里斯的客廳裡，這使得舞臺佈景極其便宜。但也有兩部改編的電影將場景從克羅克-哈里斯的住所延伸出去，以期利用英國公立學校舊式木牆教室和綠色板球場地的視覺吸引力。拉蒂根親自為1951年的第一部改編電影（由邁克爾•雷德格雷夫主演）撰寫了劇本。在電影中，他得以有更多空間擴充套件他的教育哲學，讓科學教育（由米利耶的情人代表）與古典學教育（由“老傢伙”代表）相互競爭。同時，他給予接替“老傢伙”的古典學老師吉爾伯特先生更多戲份，表明繼任者將從刻板的拉丁語和希臘語語法研習轉向我們現在所謂的更“以學生為主體”的方法。

1994年另一部改編電影面世，由阿爾伯特•芬尼主演。這次電影作出了部分改動：米利耶改名為勞拉，而她的科學老師情夫則變為一個美國青年才俊。但影片仍然保留了一些原著的味道，比如芬尼朗讀的埃斯庫羅斯的片段深深吸引住了學生，又比如他收到“布朗寧譯本”時，痛哭得更為動情，甚至超過雷德格雷夫。然而影片更驚人的變動在於引入一個新的古典學衰落的敘述。在這一版中，“老傢伙”的繼任者事實上要徹底終止古典學的教學，他這樣說道：“我的目標是組建一個新的語言系，涵蓋現代英語、德語、法語及西班牙語等，畢竟現在是一個多文化社會。”在這裡，“老傢伙”已經被看作是他這類人最後的遺存了。

影片預告了古典學之死，而影片本身不經意之中也印證了這一點。電影中有一個場景，“老傢伙”給學生解釋一段他們難以讀懂的埃斯庫羅斯希臘語原文。任何一位眼尖的古典學研究者都會很容易發現學生們何以會遇到這種困難：每個孩子的課桌上只放著一本企鵝版的埃斯庫羅斯英譯本（這很容易從圖書封面上認出來），他們根本沒有希臘語原文。可能是道具部門的某些人被派去買20本《阿伽門農》，卻只知道去找英譯本。

這種古典學學識缺失的憂心前景恐怕對每個人來說都不陌生。我在此不揣冒昧試圖從新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超越常見的悲觀之談，（部分藉助特倫斯•拉蒂根的幫助）重新思考我們所謂的“古典學”究竟意味著什麼。不過，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人們近來討論古典學現狀（先不管其未來）的要點所在。

基本的論調是悲觀的。過去十多年來，湧現出數以百計的圖書、文章、書評、評論，其標題大抵如“古典學危機”、“古典學能否生存下去”、“誰殺死了荷馬”、“為什麼美國需要古典傳統”、“將古典學從保守主義者手中解救出來”。所有這些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哀悼古典學的死亡，對其進行屍檢以探求死亡原因，或者建議一些遲到的急救措施。在廣義上，這些論述中反覆申明的悲觀事實和資料及其論調是相似的。在其中通常最醒目的論據是，高中拉丁語和希臘語教育的衰落（去年在英格蘭和威爾士，只有不到三百位學生在高中畢業考試中考古典希臘語，而且其中大部分來自私立學校），或者世界各地的大學中古典學院系紛紛關閉。

事實上，在2011年11月，鑑於古典語言日益邊緣化，一個國際性請願正式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將拉丁語和希臘語納入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特殊保護。對於將古典語言視同瀕危物種或珍貴遺蹟，我不知道該作何感想。但我有一點是確定的，即在當下，如請願所言，將保護的責任施加到義大利政府頭上並非政治上的明智之舉。我想馬里奧•蒙蒂總理已然有夠多問題要處理的了。

至於什麼原因造成了衰落，答案各異。一些人認為這是古典學的支持者咎由自取。古典學作為某種“死的白種歐洲男性”學科，已經太過頻繁地作為便宜的藉口為其各式文化和政治罪惡的脫罪，不論是帝國主義、歐洲中心主義，還是社會上的勢利眼、愚民的教化。英國人一邊手持西塞羅一邊主宰著整個帝國，戈培爾則將古希臘悲劇作為床頭讀物（而且如果你相信馬丁•伯納爾[Martin Bernal]的說法，他也會從古典學研究的傳統中找到證實其瘋狂的雅利安民族優越性的依據）。在某些人來看，在新的多文化的世界裡，現在的遭遇也是古典學罪有應得。更不用說這樣一個事實，至少在英格蘭，拉丁語學習是世世代代以來維持嚴格的階級特權和社會壁壘的門檻，這雖然有顯著的益處，但成本也非常高昂。對於某些人來說，拉丁語學習確實能讓其躋身狹小的精英行列，但也意味著在童年要接受狹隘至極的教育，只是單純地翻進翻出拉丁語（或希臘語，待到長大點之後）。在電影裡，我們看到克羅克-哈里斯讓學生們將丁尼生的《夏洛特女郎》開頭四個詩節翻成拉丁語，這種練習雖然毫無意義，在當時卻是榮耀之舉。

巨人安泰俄斯將但丁和維吉爾送進地獄的第九層。插畫：古斯塔夫•多雷

另一些人則認為古典學已經在現代學術界的競爭中落敗。如果你認同維克托•戴維斯•漢森[Victor Davis Hanson]及其同事的觀點，那麼你必然會將學科的普遍衰落歸咎於那些常青藤高校裡事業至上的學者頭上，（為了追求高薪和長假）他們自私地鑽入某些後現代的“死衚衕”，而罔顧一般同學和“有人”渴求聆聽荷馬及其他古希臘古羅馬典範的事實。對此反駁的觀點認為，或許正是因為古典學學者拒絕接觸現代理論而堅持以過於樂觀的視角看待古代社會（認為其文化值得仰慕），才使得這門學科有陷入停滯、變為古董的迫切危險。

自摩西•芬利（Moses Finley）到愛爾蘭詩人和古典學學者路易斯•麥克尼斯（Louis MacNeice），直到我在劍橋傑出的19世紀的前輩簡•埃倫•哈里森（Jane Ellen Harrison），他們都堅持認為我們應該勇敢地直面古代社會的骯髒、奴隸制、敵視女性和非理性。當我想到的是古希臘的輝煌時，麥克尼斯在他的長詩《秋日日記》（Autumn Journal）裡寫道：

相反我想到
欺騙偷盜者、投機冒險者、機會主義者、
無所顧忌的運動員和誘人的孌童……
蠱惑人心者及其追隨者的喧囂、女人在墓上潑酒獻祭、
在德爾菲神廟的圓滑善變者、在斯巴達的沉默不語者，
以及最後我想到奴隸們。

當然，對於古典學現狀的評論並非全部都是無可救藥的悲觀。一些不懷憂慮的樂觀主義者指出，公眾對古代社會產生了新的興趣。證明就是電影《角鬥士》、斯泰西•希夫（Stacy Schiff）關於克婁巴特拉的傳記的成功，以及不斷湧現的涉及古典學的文學作品（比如過去一年就有至少三部依荷馬進行再創作的小說或詩歌）。同樣，作為對戈培爾和英國帝國主義這兩個反面例子的回應，你也可以從古典傳統的影響中找出大批更為激進的英雄人物，諸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卡爾•馬克思（他的博士論文是寫古典哲學的）以及眾位美國的建國之父。

至於拉丁語，在克羅克-哈里斯之後的世界裡，各種不同的故事都在上演。在拉丁語教育尚未徹底終止的地方，你很可能會讀到說，現在學習拉丁語已經可以擺脫舊式的語法研習了，而且它有助於智力和語言發展，其理由或者是在紐約布朗克斯區各學校所做的研究表明學習拉丁語能提高兒童的智商，或者是通常看法認為了解拉丁語對學習法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或任何其他印歐語系的語言有極大的助益。

但是這當中也有問題。樂觀主義者的一些辯護不無道理。古典學的過去從來沒有隻與一種政治勢力相結合，它為革命變革提供正當性的次數恐怕與為保守獨裁提供正當性的次數相當（在許多年裡，埃斯庫羅斯的戲劇不僅被用於納粹的宣傳，也被用於支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然而，樂觀主義者的一些辯護卻是誤導之詞。電影《角鬥士》的成功並沒什麼新鮮，試想一下《賓虛》、《斯巴達克斯》、《羅宮春色》以及電影發明之後不久各版《龐貝城的末日》。古典人物通俗傳記的成功也是如此，在我那一代，無數人被邁克爾•格蘭特（Michael Grant）的傳記作品所吸引而接觸到古代社會，現在他幾乎被遺忘了。

同時我覺得，現在用來支援學習拉丁語的許多理由也並不充分。的確，拉丁語能教你瞭解語言及其運作方式，並且作為“死”語言，它有一個讓人鬆口氣的優點：我一直心存感激，不需要學習用拉丁語點比薩或問到教堂的路線。然而坦白地說，如果想學習法語，你最好別這樣做，不要從學習其他語言開始。學習拉丁語其實只有一個充分的理由，那就是你想閱讀以拉丁語寫下的文字。

不過這些都不是我的主旨所在。我真正的疑問是，是什麼驅動我們持續不懈地追問古典學的“現狀”，並且購去買哀悼其衰落的圖書？檢視各種不同的意見，有時感覺彷彿身處一出怪異的醫療劇，某種學術版的《急診室故事》。一個明顯生病的病人（古典學）周邊圍繞著一圈各式醫生，他們在診斷和治療上都無法達成共識。病人僅僅是在裝病號而事實上健康無比？還是有可能緩慢恢復卻無法回覆到過去健康的巔峰？抑或是已經病入膏肓只剩臨終關懷或安樂死一途？但是我們為什麼如此關心古典學的現狀和前景，以這種方式進行討論，花費如此多的紙墨發表各式不同的回答呢？在“古典學衰落的論辯”與迷你出版業之間似乎存在某種悖論，因為出版業看上去依賴於眾多古典學熱情支持者購買那些詳細勾勒古典學的消亡的書籍。我是說，如果你對拉丁語、希臘語或古典傳統根本毫不感興趣，那麼你也不會去讀那些探討為什麼人們對此不再感興趣的圖書。

我猜，你們大概也已經看出，各種關於古典學健康狀況的爭論是基於各自不同的對於何謂“古典學”的假設，光譜的一端是某種對拉丁語和希臘語的學術研究，而另一端則是更寬泛意義上公眾對於古代世界各種不同形式的興趣。之所以大家對於“古典學”的現狀存在分歧，部分原因就在於當他們談論“古典學”時，他們談論的並不是同一種東西。在這裡我無意提供一個清晰明確的定義，但我還是想借用特倫斯•拉蒂根《布朗寧譯本》中的一些主題來強調，古典學滲透於我們認識自身、看待自身歷史的方式當中，其結合程度之複雜超出我們的通常感知；它不只是來自或關於遙遠的過去，它也是一種我們已經習得的文化語言，藉此我們可以與古代的思想進行對話。因此顯而易見，在某種意義上，如果古典學吸引某些人，那麼它吸引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就如同吸引我們一樣。

不過先看看對於古典學衰落的論述，讓我給大家念另一段悲觀的文字：

在很多方面，我們聽見充滿自信的論斷，認為希臘語和拉丁語的使命已經結束，它們的日子已經過去。如果這些語言作為強有力的教育工具的消亡是文明進步所不可避免需要付出的犧牲，那麼遺憾也無濟於事，我們必須服從歷史的必需。然而從歷史教訓中我們知道，強權衰亡的諸多原因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其維護者的無所作為和缺乏遠見。因此，那些深信希臘語和拉丁語仍將在未來，就像它們在過去所做的，為所有高貴人類的教育提供無價的助益的人們，就有責任去探尋不利的影響因素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及時消除。因為這些研究一旦衰落了，它們就會像路西法一樣墜落，確定無疑沒有再次復興的希望。

從行文的修辭風格中,你大概能猜到這段文字並非寫於不久之前（儘管你所聽到論點與近來的沒有多少不同）。事實上，這段由劍橋的拉丁語學者J.P.波斯特蓋特（J.P.Postgate）寫作的哀悼拉丁語和希臘語衰落的著名文字，於1902年發表在一份倫敦頗具影響力的雜誌（《雙週評論》）上。在一百年前，這段文字直接促成了英國古典學學會的成立，以此集結志趣相同的人士共同努力拯救古典學。

重要的是，這種哀悼或焦慮之情在古典傳統的歷史當中幾乎隨處可見。眾所周知，托馬斯•傑斐遜在1782年，為其將古典學置於教程方案的顯著位置所作的辯護，部分是基於古典學在歐洲的衰落：“我聽說，希臘語和拉丁語的學識在歐洲逐漸被忽略。我不知道什麼是他們的習俗和職業所真正需求的，但是如果我們在這件事情上追隨他們無疑是非常不明智的。”

所有這些憂慮在我們現在看來幾乎是毫無理由的，因為他們所處的，在我們的定義中，是古典研究和學識的黃金時代，是一個我們已然失去的時代。而這正使我們注意到促使人們研究古典學的最重要的一方面因素，即一種失落近在眼前的感覺，一種野蠻人兵臨城下而我們無法保護自己所珍貴的東西的恐懼，以及那種我們與遙遠古代之間的聯絡令人驚懼的脆弱性（隨時都有斷裂的危險）。也就是說，那些討論古典學衰落的文字不是旁觀者無關痛癢的評論，而是參與者真情實感的論辯，它們部分是失落、渴求和懷舊等情感的表達，而這些感覺總會促成古典研究。不出意外，有創造力的作家比專業的古典學學者更準確地把握住了這種情緒。在《布朗寧譯本》中，消逝、缺失、過去的榮譽、時代的終結等感覺異常清晰。

我們與遙遠古代之間聯絡脆弱性的另一側面成了託尼•哈里森（Tony Harrison）的傑出劇作《俄克喜林庫斯的搜尋者》（The Trackers of Oxyrhynchus）的主題。該劇首演於1988年，以一個交織古代和現代的複雜方式講述了一對英國古典學學者在埃及俄克喜林庫斯的垃圾場進行考古發掘，試圖尋找紙草的碎片，以期找到古典文獻的“新”片段或得以一窺古代世界的日常生活。然而正如哈里森所強調的，所有他們找到的不過是來自廢紙筐的碎片。失望沮喪之下，其中一個發掘者甚至發瘋了。

真相是，古典學，根據其定義，總是在衰落。即便是在我們現在稱為“文藝復興”的時代，人文主義者也不是在歡慶古典學的“再生”，而是像哈里森的“搜尋者”一樣，大多在作最後的嘗試以期使古代世界脆弱易逝的痕跡免於湮滅。至少自從公元二世紀起，就沒有一代人自認為他們比前代人在培育古典傳統上做得更好。當然這也有積極的一面。失落近在眼前的感覺、年復一年害怕自己這一代處於徹底失去古典學的邊緣的恐懼，也會帶給人們能量和緊迫感，不論是在對古典學的專業研究還是創造性的重新利用上。我想，它們現在在我們身上依然還起作用。

1899年11月，羅伯特•布朗寧及其兒子羅伯特•巴雷特•布朗寧在威尼斯。來源：Barclay/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我不知道，這是否有助於幫助我們預測古典學的未來。但我猜，在2111年，人們依然會與古典學緊密相聯，既不無緊迫感，也在發揮各種創造性；他們也依舊會哀悼古典學的衰落，甚至可能視我們這個時代是古典研究的黃金時代。

但我的疑問並沒有解決：我們所謂的“古典學”究竟是什麼？我自知，跟我先前批評的人一樣，我使用這個概念時也並非始終一致，有時指的是拉丁語和希臘語，有時指的是那幫自稱古典學學者所研究的學科，有時則指的是更一般的文化產品（諸如電影、小說、詩歌等）。不同的定義常常像是同形異義詞，看似相同意義卻不同。最機智和最吸引人的定義會排除太多，而最正確和最寬泛的定義則大而無當，枯燥無益。（古典學新近的一個定義是這樣的：“在最寬泛的意義上，是研究從比如伊斯蘭教開始擴張的公元七世紀起，任何使用希臘語和拉丁語的民族的文化。”沒錯，但……）

在這裡，我無意提出一個替代的定義，但我的確想反思一下古典學定義的大方向應該是什麼，這個大方向或許有助於我們思考何謂“古典學”及其未來所在。首先，我們必須突破錶面上看似合理的思路（體現為我剛才引用的定義），認為古典學是或是關於古代世界的文學、藝術、文化、歷史、哲學和語言等。當然這些是一部分，我所描述的人們的失落感和渴求感針對的是遙遠過去的文化或俄克喜林庫斯垃圾筐裡的紙草碎片；然而這些並不是全部，正如懷舊文字所體現的，人們的失落感和渴求感同樣也針對我們的前人，那些我們通常相信比自己與古代世界聯絡更為緊密的前輩們。

我儘量說得簡潔些，古典學研究的是發生在古代與現代的時間差當中的事情，它不僅包括我們與古代世界的文化的對話，也包括我們與那些在我們之前已經與古代世界進行過對話的前輩的對話，不論是但丁、拉斐爾、威廉•莎士比亞、愛德華•吉本，還是帕布羅•畢加索、尤金•奧尼爾或特倫斯•拉蒂根。古典學是一系列“與死者的對話”（公元二世紀的作家已經意識到這一點），但死者不只限於那些兩千年前進入墳墓的人，這種思想則很好地體現在《雙週評論》的另一篇文章當中。1888年的這篇諷刺短文講述了，三位著名古典學學者（去世已久的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 Bentley]、理查德•波森[Richard Porson]以及當時剛逝世的丹麥學者約翰•尼古拉•馬茲維[Johan Nicolai Madvig]）與歐里庇得斯和莎士比亞在地底世界進行了一番自由而坦誠的交談。這篇諷刺短文同時提醒我們，對話中唯一的說話者是我們，我們操縱了古人，借他們之口說出我們想說的。因此，三位古典學學者抱怨他們在冥界的經歷並不愉快，因為古代的陰魂一直批評他們，埋怨古典學學者把他們的原意搞錯了。

從中可以得出兩個簡單的推論。首先，在我們對古代社會作出判斷時，我們應該比通常更為謹慎，或至少，在戰略上我們應該更清晰地意識到這些判斷是由誰作出的。比如一個常見的陳述，“古雅典人發明了民主”。其實這種說法並不對。據我們所知，古希臘人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並且無論如何民主不是某種“發明”出來的東西，不像像活塞發動機。我們所用的“民主”一詞源自希臘語，這並不假。但除此之外，事實是我們選中公元前五世紀的雅典人作為“民主的發明者”，把我們自己探究事物起源的渴望投射到了他們身上。（這種投射會讓我們兩百年前的先輩感到驚奇，因為對他們而言，公元前五世紀的雅典政治是那種災難性的暴民統治的原型。）

其次，古典傳統不可清除地植根於西方文化當中。這裡我並不是說，古典學等同於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當然還有其他各種文化線索和傳統，它們定義了我們現在的樣子，應當需要我們的注意。如果缺少它們，當代世界無疑會貧乏得多。不過事實是，但丁讀的是維吉爾的《埃涅阿斯》，而不是《吉爾伽美什史詩》。從開頭至此我一直強調的是，通過前人與古典學的對話來讓我們與前人對話。對此略微不同的說法會是，如果沒有維吉爾我們就無法理解但丁，柏拉圖之於約翰•斯圖爾特•密爾、歐里庇得斯之於唐娜•塔特、埃斯庫羅斯之於拉蒂根也是同樣道理。我不知道這是否算得上是對古典學未來的一種預測，但我要說，假如我們將古典學從現代世界當中切除，這不只意味著關閉一些大學院系或將拉丁語拋進廢鐵堆，而是意味著在西方文化的軀體上留下一個流血不止的傷口，意味著西方文化一個充滿誤解的黑暗未來。不過我相信事不至此。

最後我想說兩點作為結尾，一個是對於古典學的專業知識和技能略帶嚴肅的觀察，另一個則是更值得慶幸。

首先，關於古典學知識。我前面已經多次說過，我們操縱了古希臘、古羅馬人的作品以及他們留下的物質遺蹟，借他們之口說出我們想說的。我們與他們的對話是不對等的，我們掌控著局面。但是如果想讓這種對話富有建設性和益處，而不至於變成一種相互矛盾、最終毫無意義的巴別塔，它就需要用到關於古代世界和語言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這裡我並不是說，每個人都要學習拉丁語和希臘語（我也並不是說，如果不親自讀過維吉爾，人們就完全無法從但丁那受益），因為很幸運，文化的理解是一種通過相互協作進行的社會行為。

這其中重要的文化意涵是，應該有一些人去讀維吉爾和但丁。換句話說，古典學的整體狀況並不應該簡單用在高中或大學中有多少人掌握拉丁語和希臘語來衡量，它更好地衡量標準應該是，看有多少人相信在世界上應該有人真正掌握拉丁語和希臘語，看有多少人認為那種專業技能值得認真對待並最終為此花錢。

我關心的一點是，儘管人們對於古典學依然有巨大而廣泛的熱情，但是我剛才提到的那種專業技能和知識卻更為脆弱。克里斯托弗•洛格翻譯《伊利亞特》時完全不懂希臘語，不過幸虧他認識一個精通希臘語的人唐納德•卡恩-羅斯（Donald Carne-Ross），卡恩-羅斯後來成為波士頓大學的古典學教授。相較於他倆的合作，即便是在古典學臨近學科（如藝術史、英語文學）的一些重要出版物上，你總能經常找到印刷錯誤、排列錯誤或翻譯錯誤的拉丁語和希臘語。我並不介意這些作者不懂拉丁語和希臘語，但我的確介意他們竟然懶得去借助別人的專長來把事情做對。這其中最具諷刺意味的恐怕是，在我最近得到的一本《布朗寧譯本》當中，整部戲關鍵的那句希臘語都印刷有誤，使得整句話毫無意義。要是“老傢伙”知道，恐怕他都會從墳裡蹦起來。用我的話來說就是，你不可能跟毫無意義的東西進行對話。

不過我不想以這種憤怒的想法結尾。事實上，回顧前面我所寫的，關於古典學還有一點並未提及，那就是一種適度的驚喜感。在這方面，職業古典學學者做得並不好。你會經常聽到他們抱怨對於古代世界我們所不知道的，惋惜我們失落了如此多李維的作品或塔西佗沒有留下關於羅馬貧民的記載。其實他們誤會了關鍵所在。真正讓我們驚喜的是我們現在擁有的，而不是那些沒有從古代世界流傳下來的。如果你第一次聽到有人說，兩千多年前的古人寫下的文字依然流傳至今，數量之多讓大多數人終其一生都無法全部理解，你可能並不會相信，因為這太令人驚奇了。但事實就是如此，而這給了我們機會共同參與一次異常精彩的發現之旅。

想到這，我拿起布朗寧翻譯的《阿伽門農》，更加仔細地看了下他的開頭：“可否允許我在一次相當艱辛但可能徒勞的奇遇之後閒談幾句作為調劑呢？”

艱辛？很可能。徒勞？雖然布朗寧的語言聽上去非常陳舊，但我不認為他的工作是徒勞的。奇遇？顯然是的，並且古典學的奇遇是我們都能共同參與的。

(木桑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