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至易——"刺秦與滅秦"個人、團隊的前途與未來
張良是位儒生,手無縛雞之力。他找來一個大力士,做了一個百餘斤重的大鐵椎去刺殺秦始皇。結果因為力士無法分出秦始皇坐在哪輛車中,把鐵椎扔到副車上,失敗了。後來力士被緝殺,張良逃到下邳,得了俠士之名。再後來,張良追隨了劉邦,成了一代名相和謀臣。
張良活著,這很重要。
先求活而不是志死,是面臨工程失敗的第一選擇。無論工程做得怎樣,人還在,團隊還在,就總還是有機會的。即使力士死了,再找一個,又死了,還可以再找;即使團隊散了,再建,再散了,還可以再建。只要工程還在,就還可以有張良,也還可做張良。做張良的第一要素不是聰明,而是活得長,活得長就有機會;做工程的第一要素,也不是做得多好多漂亮多有成就,而是這個專案還在,這個產品還活著。
所以張良的目標一直都在。只要有這個目標在,今天可以找力士去刺秦以推翻暴政,明天可以隨劉邦奪天下以立漢朝。總而言之,只要目標在,做什麼事、用誰來做以及怎麼做,都是方法問題。工程中也是如此,不要以為只有“程式設計師寫程式碼”能做出產品,買來的也一樣是產品,抄襲的也一樣是產品,挖了人家的整個團隊來,也一樣擁有了產品。這些事例,在我們這個行業中全都是有的,是真實的成功案例。所以具體到一件工程決策,只要不違道德,就沒有可恥;只要不違法律,就不算錯誤。
工程的目標明確,做事的法子就有權變;目標不明確,做得再多,力量再大,團隊再好,也一樣是把大鐵椎扔錯了地方。
出主意的是張良,做事的是力士;主意出錯了,力士死了,張良活著。
力士為什麼死?
不是笨死的。你周圍沒有一個人是笨人,大家都聰明。力士大概是肌肉發達許多,但這並不代表他頭腦簡單。也就是說,力士可以選擇跳樓摔死,但絕不是因為他笨才跳樓。力士這樣選擇,總是因為他“認為這種選擇正確”。正確與錯誤——亦即是非觀,是一個人的基本性格組成。若一個人是非不分,那麼,大概他也不會成為公司一員、坐在你旁邊或進入你的團隊。
你看起來“是非不分”的那個人,可能只是他判斷“正確與否”的依據與你不同。
程式設計師所認為的正確,總是一個問題的最優解——這與程式設計師接受的職業訓練有關。若程式設計師認為系統“有了”一個目標,就必將認為這是“唯一的一個目標”。若不是這樣,他就會再努力尋找、一直尋找,因為他認為若不唯一,則必不是“最終”目標,而追求最終目標而不是階段目標才是程式設計師的興趣之所在。這一點倒是很像當年一揮手,便讓三千童男童女入了海的秦始皇。對於秦始皇來說,唯一正確的解就是長生不死。
秦始皇很一根筋啊。這沒有不好,這反過來其實也很像程式設計師:程式設計師總是在刻意的追求中“無意間”建立了一片新大陸。如果沒有這樣的刻意追求,程式設計師可能過不了今晚就決心改做市場人員、管理人員或是產品經理了;如果沒有這種無意間的收穫,那麼我們也就看不到Ajax或者Linux這樣的東西了。
有些東西是從無意間開始的,只是努力的追尋讓它變得有了意義。有些東西,則是還沒有開始追尋就夭亡了的,例如力士的刺秦。
力士相信刺秦是正確的。這是張良唯一能讓力士相信的事情。張良設立了一個目標,併成功地讓力士相信了這一目標是唯一併最終正確的,這也是力士志以赴死而非跳樓的原因。而力士,在這個問題上並不聰明:需知“刺秦≠滅秦”,這兩件事所指的其實是兩個不同的“秦”的抽象啊。所以這至少證明他缺乏一個好程式設計師的核心素質:抽象概念都分不清,當然做不好程式設計師。
不過,也許“刺秦”的確是力士的目標也說不定——力士嘛,怎麼會想著滅秦呢?沒必要的事情嘛。
力士死了,沒有名字;秦滅了,不是因為刺秦。
滅秦是一項工程。若只以結果論,這項工程的總監是張良,老闆是劉邦。
張良刺秦王,是用錯了法子;張良找力士,是用錯了人;張良用力士刺秦王,是設計錯了產品。總之,張良最初是錯得一塌糊塗的。他比其他的糊塗人要好——至少運氣要好一點:他活了下來。
所以成功還是多少要有點運氣的。
不過接下來就不僅是運氣了。當“滅秦”成為了產品目標時,天地就寬闊了。比如說,秦始皇死不死其實是不要緊的,只要秦國滅了就好;又比如說,秦國滅不滅其實也不要緊,只要不是秦國統治就好。前者是西漢之所以建了朝代,後者是南宋之所以亡國的原因——所謂一個工程的成敗,於當時而言,就是定義的不同;於長期而言,就是一個收效的問題。
當然,張良還得跟對了人。據說張良見劉邦之前,是打算追隨楚王景駒的,但正巧路上遇見了劉邦。但僅僅“巧遇”還是不夠的——就好像說你在公司裡被“碰巧”分到了某個專案團隊,這樣的偶然事件其實是不能決定你能否成功的。
張良之所以追隨了劉邦,成了“劉邦的張良”,是因為劉邦對張良“言聽、計從”。首先,對於一個團隊——哪怕是僅僅兩個人的團隊——來說,“聽別人說話”是第一等級的待遇。我發現許多專案經理失去了威信,倒不是因為他多笨多傻,或者太聰明掩蓋了別人的光芒,反倒是他太過剛愎自用,不聽別人的意見。於是團隊裡的聲音就漸漸少了,腹誹漸漸多了,隔閡也就漸漸出來了。所以,“聽別人說話”倒是學做劉邦的第一要務。
其次,張良是謀臣,謀臣的“謀”是他的生存之本,所以“計從”是他願意呆在劉邦身邊的根本原因。若劉邦只聽他說話,而不採信他的計謀,那麼張良也呆不久,因為這樣的張良便只是一個言官而不是一個謀臣。但是,“計從”這件事情有很大的風險,誰能做到“算無遺策”呢? 所以做好劉邦,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劉邦的手邊大概有兩類人,一類是張良、韓信這樣的謀臣與將帥,第二類則是許多的力士。謀臣與將帥大多都留有名字,當然劉邦也留下了。力士卻沒有——這一點算是遺憾,不過整體上不要緊,畢竟力士很多,做個大一些的紀念碑,能寫多少名字就寫下多少,這就好了。
力士們要用得好,最重要的是給他們一個目標,例如刺秦;而且要給他們一個靠得住的理由,比如刺了秦大家就有飯吃。當然,僅僅給個理由是不足夠的,比如“有飯吃”這個理由就並不充分,因為別家“刺秦公司”或“刺X公司”也可能給飯吃。所以當有很多家公司用這個理由時,“目標”就不緊要了:目標因為理由而存在,如果理由不充分,則目標就不是那麼必要,這是一個力士們都可以推論得出來的邏輯。
所以有兩種公司層面的選擇,一種是給出更多的理由,比如更高的薪酬待遇;另一種呢,則是改變他們的目標。後一種選擇涉及到兩個關鍵問題:其一,人是利己的還是利他的;其二,人是先利己的還是先利他的。本質上來說,這是對人性的質問——無論是程式設計師,還是力士。馬斯洛提出的“需求五層次”理論對於這一問題的回應很簡單:人是既利己也利他的,但總的來說是先利己後利他的,終究來說還是利己的。
簡單地說,要吃飯、要活命是最基本的生理需求與安全需求,這是薪酬待遇可以解決的。接下來是在此二者之上的社會需求,這是一個社會角色——首先是職業角色的需求,所以在公司層面的選擇就是職務的提升,以及給出職業發展空間,等等。其四,職業上的尊重感一定程度上來自於專業性和必要性,亦即是說,公司強調職業價值與專業價值是對大家的一種基本肯定,這與“言聽計從”是等效的。最後,大家——整個公司、團隊中的所有人——都追求的、自我的、發自利己性的需求,便是剩下的成就感了。
無論力士之路,抑或張良之道,其實都是如此。力士將成就感定位在刺秦的成敗,張良將成就感定位在滅秦的成敗,這僅是目標的不同,其背後的需要——成就感——其實是一樣的。當然,張良的道路走得慎重得多:藏身下邳,是求生存;得劉邦重用,是求尊重;滅秦興漢,是謂成就。
力士連生存問題也考慮得不甚了了,所以刺秦一失,便身亡了。
劉邦畢竟是用“滅秦”統一了力士們的目標,無論如何,他做到了這一點。
但是謀臣與將帥,對於劉邦來說,就不是設定“一個目標”就可以的了。這其實也是許多公司留不住中層的真實原因:目標若只是一事一物,那麼該事物被替代之日,便是去留取捨之時。大公司死的產品多,那中層也就換得勤:要麼換產品線,要麼就換公司。總之,如果將“一個產品”作為目標,那麼中層就總在失望中煎熬:熬得住的像油條一樣在不同的產品線上翻滾,熬不住的換一家公司繼續翻滾。大體如此。
反過來說,劉邦若是大公司的老闆,就決不會將“一個產品的生死”作為中層的目標。更多的情況下,這樣的產品只是老闆權衡屬下的砝碼。這便是所謂“重結果也重過程”的管理思路。從公司層面上來說,中層所必須確保的是對“企業目標”的認可,其次才是“做好當下”的態度與方法。有了這一前提,不因一時一事之得失而獎懲——這樣的管理行為才是可以理解的。
這是“有趣的”公司管理制度:成功了十次的人,可能比不上對公司“一貫忠誠”的人。正確嗎?答案是:正確。
因為在中層管理以上,最大的成本其實不是一兩個產品的得失,而是信任成本。比如說:劉邦為什麼信任張良的一個“計謀”?如果劉邦需要花許多許多的方法去考察,又花許多許多的戰役去評估,再花許多許多的時間去推演張良的“計謀”,那麼張良對劉邦也就失去了價值。張良之於劉邦,大多數時候的核心價值在於“軍師是可以信賴的”。只有有了這一信任基礎,高層的決策才能迅速而卓有成效,其結果才能顯著,其實施方才可行。
一個扯皮會議的背後,不是所謂的缺乏決策,本質上是缺乏信任。
你能說清楚你在會議上的一個建議的所有“企圖”嗎?
解釋很累、很花成本。
所以,做好張良與韓信的訣竅在於:取得信任。
很多中層天天要授權,但卻沒有反過來想想:我真的能放心讓老闆授權嗎?嗯,大多數中層要是反思一下這個問題,大概就得臉紅,就得吃不下飯,就得掛靴退場。反過來說呢,大多數沒有掛靴的人,主要還是吃得下飯、臉不會紅,以及或者不會反過來想。
建立信任的方式有很多種,例如親近感。我第一次為“親近”二字感到恐懼的,大概是來自一次淘寶交易——當我開啟“旺旺”與賣家初次交談時,對方的一句“親,有什麼可以幫到您的?”立時就讓我驚愣當場。多麼廉價、直白而又脆弱的親近感啊!你千萬不能指望如此親暱而又隨意的稱呼會給你帶來何種信任。如同今晚請你吃飯的老闆或同事拍著你的肩膀說“兄弟,我們就這麼幹了”——這一類的親近大抵都是靠不住的。
用利益構成的信任也靠不住,例如薪酬。但有種情況是一個特例,即是說“如果某種利益是特有的”,那麼這時信任可能要強得多。諸葛亮之所以跟隨了劉備而不是曹操,更可能的原因是劉備能給的“利益”更為特有一些:曹操帳下人才濟濟,相比之下劉備更需倚重諸葛先生。比較來看,薪酬這種利益就沒什麼“特殊性”。因此你開出再高的薪水,員工該辭職的還是要辭職,對手能挖角的還是照樣挖。靠利益構築起來的團隊關係,要多薄弱就有多薄弱——但是老實說,這也比“親近感”帶來的信任要好一些。
薪酬解決的是人的第一、二類需求,即生理需求與安全需求。在一個成熟公司的人力結構中,這是應當被基本滿足的——也就是說,它應當不成為主要問題。但是如果它被有意地“放大”成為主要問題,比如說公司就非得宣稱“我們具有業界一流的薪酬”,那麼無異於把信任建築在利益之上,這一利益崩潰之日,便是信任瓦解之時。
許多公司在第一、二類需要能基本被滿足時,將信任關係“轉移”到其他方面,例如認同感。譬如認同公司的目標前景、認同公司的價值觀,以及認同“這群人”——這些的確相對明智得多。但是,這事實上正好是違揹人性的——我的意思是人的利己性。人的自利性決定了“被認同才是需求”,而此時所謂“認同”卻是付出。當一個信任關係建築於個人的付出時,它也不是那麼牢靠的。例如讓員工“認同公司的目標前景”,那麼授予期權股票吧,而當上市無望或股票貶值時,這種認同就不存在了;又例如“認同公司的價值觀”,那麼當個人利益與公司價值觀衝突時,這種認同就被質疑了。
所以作為中層,你向老闆表示親近,或表示對薪酬的滿意,或對他們認為正確的東西表示認同等,都不足以取得他們的信任。作為你的老闆,他比你更清楚:將信任構築在這些東西之上,是靠不住的。反過來說,如果他們因為這些而向你表示信任,那麼你也要小心了:無論老闆真是豬頭,還是他們別有所圖,你都得快點換個東家。
戰國。魏國。一天,一個戰士身上長了膿瘡,吳起將軍前來探病,親自用嘴為他吸出了膿血。這個戰士的母親聽說後,傷心地哭了起來。鄰人問她說:“吳將軍關心你的兒子,你應該高興才是,為什麼要哭呢?”戰士的母親說:“過去,吳將軍曾為他父親吸膿血。他父親感動不已,打仗時拼命衝殺,死在戰場上。如今吳將軍又為他吸膿血,我真不知道他又會死在哪裡!”
戰士死沒死,我不知道。
吳起的法子偶爾用用是可以的,但想想傷病士兵的數量,就知道這個法子沒有普適性。所以如果士兵也這樣來想問題,就知道“等著吳將軍來為我吸膿血”大概無異於等天上掉餡餅。這個法子,之所以“偶爾地有用,卻又被常常地提及”,是因為這是用人術的典型示例。但這並不具有團隊價值,簡單地說:無法推及到整個團隊的方法,都只是技術技巧而已。
吳起要愛兵,好的法子是愛部下,並讓部下愛兵;吳起要用兵,好的法子也是用部下,並讓部下用兵。“吳起→部下→兵卒”是一個組織結構,找到讓這個組織結構活起來的法子,才是將帥之本。若非如此,膿血是可以一個個地吸過去,但臨到戰場上,卻還是隻會讓當兵的送命。
兵之於將,在於求活;將之於兵,在於求勝。常勝,大家才有活路,隊伍才不會散了。所以會不會做產品,會不會讓專案活下去,會不會讓工程或產品線成為公司關注的焦點,才是兄弟們跟著你的緣由,才是他們求活的普遍法子。
吳起愛兵,並不是他成為將軍的原因。
這一點許多人誤讀了。
信任要麼來自口碑,要麼就來自於實事;所謂口碑,追究起來,也是實事的效應。所以總的來說,所謂信任,是做人的境界,亦是做事的效應。於一個職業角色而言,做到“信任”並不複雜:其一,取得老闆的信任,關鍵在於“做該做的”;其二,取得下屬的信任,關鍵在於“該做的都做得成”。
我常常說要“專業”,便是這個意思。
我必須先摒棄一種所謂“人浮於事”的組織。在這種組織中,“求做事”並不是第一位的,其第一位的是在於“求利”,第二位的則在於“求活”。所謂求利,就是大多陣列織角色都在謀求自己的利益,而非組織整體目標的利益;所謂求活,就是大多陣列織角色都在為自己能呆在這個組織裡的、組織角色上的時間長短而擔憂——其一,呆得更長則獲利更多,所以求活也是求利的一部分;其二,組織的,以及組織整體目標的價值與“我”是無關的,因為我的目標便是從組織中牟利,或與組織謀利。
總的來看,在這樣的組織中,“做事,或不做事”都是次之又次的事情。“專業”在其中是沒有價值的,因為沒有事可做;即使有事要做,也只是為了延續組織角色的時間;即使要做好,也只是為了“做好這件事本身”之外的利益。所以,人浮於事,因而不求事業之專。若再換言之,便是“人浮於利”。
所謂良禽擇木而棲,便是選一個組織以容身的事情。要麼你可以改變組織,要麼你可以容身於組織,要麼你可以遠離組織,這些都是你的選擇。你的“專業性”本身,同組織的形態與既定構成是無關的。但你選擇了怎樣的組織,決定了你的“專業”是否適用於它,這也進一步的決定了你的、團隊的、專案的前途與未來。 ——摘自《大道至易:實踐者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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