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或許也只能用來思考

記得三年前在讀《明朝那些事兒》的時候，我曾在自己的讀書筆記中留下過這樣一段話：“二十四史之中，尤明史最難，興於攘外，亡於黨爭，終覆被異族取而代之。此一惑也；文明昌盛，民富於江南，國強於內閣，火槍火炮之軍敗於金戈鐵馬之流，此二惑也；有明一代，內閣與皇權可制衡於天下矣，當是時，手工業亦已崛起於民間，何故不得變革之路，此三惑也。”

這段話代表了我對明史的幾個疑問，今天讀完了《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似乎是讓我得到了一部分的答案。整體上來說，作者將當時明朝的問題分成了皇族繼承，君臣關係，文官體制，文武關係，以及哲學思想幾個方面，以此為基點對中國存在的各種結構性矛盾做了一一分析，對古代中國自漢武帝以來逐漸演變而來的這一套政治制度所存在的問題作出了深刻地分析。從中你能感受到作者對每一個字的深思熟慮，而且今天的主流政治思想也是這樣的看法。但這究竟是不是問題的真正本質呢？對此，我依然心存疑問。

其中最大的一個疑問是：作者認為古代中國政治思想落後的原因在於人們是以道德標準而非法律標準來處理國家一切事務的，而道德標準很難統一，在很多情況下也不切實際。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話，頂多是個和稀泥的聖人罷了。何況更多時候更多人都是寬以待己，嚴以律人的，而嚴以律己，嚴以律人的海瑞註定人數極少，兩邊不討好，難以發揮作用。這個論點我是基本同意的。但是不是這種情況就一定讓明朝的中國人都沒有辦法，也沒有路徑改變呢？對此我們可以參考一下歐洲的情況。顯然，歐洲在文藝復興之前是政教合一的社會，教會通過宗教規範來約束人們的行為是一種更為嚴密的道德性統治。從人們對那段黑暗時代的描述，以及當年宗教法庭判決出來的異教徒，女巫，狼人，吸血鬼之類的荒唐案例來看，較之古代中國更無法制可言，但正是這樣一個愚昧的、道德壟斷的社會反而產生了文藝復興，工業革命，人權宣言，所以到底是我們的道德制度讓我們無法改變。還是曾經的相對開明，富足讓我們懶得改變？而歐洲能改變恰恰是因為他們曾經極度的黑暗，匱乏，不得不為之？我覺得後者更接近於事實。

當然，歷史帶來的也只是思考，我不認為它是什麼可以借鑑的鏡子，各種文明都是以自己的方式在進化，誰走在了前面，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個概率問題。因此與其自作聰明地去做什麼類似《資治通鑑》這樣的事情，還不如著眼於改善當下。就像寫程式一樣，你有要修的bug，後來者也有他要修的bug。只要程式還在執行，bug就永遠有得修。這沒有什麼終極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