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資料面前無隱私 到底誰才是老大哥

（原標題：大資料面前無隱私，到底誰才是老大哥）

最近，幾家大型的網際網路企業，都因為資料隱私過得都不太安生。

阿里系這邊，旗下子公司支付寶被爆出在“年度賬單”活動中，靠預設勾選套取使用者資料；騰訊系也不消停，先是吉利控股董事長李書福公開質疑微信偷看使用者聊天記錄，幾天後騰訊和廣州市政度試推出的全國首張“微信身份證”又被指責“動機不純”；撇開這兩家，號稱中國最大的內容平臺的今日頭條，被質疑利用手機麥克風獲取使用者資料隱私……

一時間，在資料安全問題上，中國網民陷入了巨大的不安中，而中國的網際網路企業則同時陷入深度信任危機中。

說起來，資料隱私是從什麼開始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的呢？

隱私

不可否認，人類長期有著被隱私問題所困擾的歷史。

香港大學法學博士、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胡凌就曾指出，自打我們從農業社會逐漸邁入城市商業社會，從熟人社群轉向陌生人的社群，我們就更注重隱私了，所以建築材料被要求更加隔音、窗戶要更加阻光，人們也更傾向於生活在大大小小的“鴿子籠”中。

而從資訊科技和相關裝置發明以來，情況就更糟糕了，開始不斷有人高喊著“隱私已經終結”。你看，相機和攝像頭的發明，便利了對人的偷拍和監控；電報和電話的發明則讓我們更容易遭到竊聽；計算機的發明，讓個人隱私傳播更加方便；而一定規模的身份證號、手機號碼倒賣市場的形成也大多得益於此。從技術上來說，我們痛心疾首的徐玉玉案的根源，也在於此。

但客觀上來說，這樣的隱私困擾還沒有構成對整個社會的威脅。在胡凌看來，它還大多停留在物理層面和空間層面。雖然有相機或者攝像機，但總體而言，國家、商業組織和個人尚不具備大規模蒐集個人資訊的技術能力，特別是日常資訊。

事實上，即便是能蒐集，也只能停留在傳統的人事檔案管理等重要事件上。至多，再加上各類名譽侵犯等糾紛。至於我們這些普通民眾嘛，一般機構基本關注不到我們。

世界是怎麼產生變化的呢？大概，要從“大資料”悄無聲息地“侵噬”我們的生活開始。

“石油”

不妨以“大資料”的應用為界限，將我們的網際網路生活分為前網際網路時代和後網際網路時代。

很明顯，而當後網際網路時代來臨時，一切規則都變了。不妨仔細想想，你的音樂app是不是越來越懂你聽歌的心情了？新聞app上，你感興趣的新聞是不是怎麼也刷不完？地圖類app、叫車軟體是不是總能準確識別“家”、“公司”、“健身房”的具體地址，並且帶你完美繞過擁堵路段？

為什麼一個機器能做到這樣？

一切源於大資料的應用。胡凌指出，後網際網路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個人隱私和資料可以被更加便利地公開、蒐集、聚合、分析和使用，規模之大超出了想象。恩，至今我們仍無法判斷這個過程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有多大。

簡單做個對比，大家都知道，古往今來，掌握客戶心理都是商家取得成功的制勝法寶，那麼在這個問題上，過去和現在的企業分別是怎麼做的呢？不難回想，前網際網路時代，無非是問卷調查，電話訪問、實地走訪、會員卡……且不說想要分發給足夠量的使用者本身就是個很大的問題，單是這些資料的統計和整合，就是個浩大的工程。

那麼後網際網路時代呢？誠如《經濟學人》所說：資料就是新時代的石油。根本不用企業主動出擊，網路大資料幾乎可以搞定一切。事實上，其實我們聽的每一首歌，叫的每一次外賣，打的每一次車，都可以被企業獲取，成為其海量資料中的一點一滴，然後被拿來做深度的資料分析，轉而用於商業中。

當然，從現實環境來說，並不是所有的資料都是石油。大多數時候，只有具備了相當規模的量，足夠廣闊的覆蓋面和足夠精準的資料來源，資料會有足夠的價值。

企業們當然也深諳這一點。不信，你看看各大網際網路企業狂飆突進的“圈地”運動。諸如滴滴之類的新興獨角獸正不斷靠燒錢、補貼擴充使用者數量，而像騰訊、阿里一類的網際網路巨頭則一刻不停地兼併小的網際網路企業，開設各類大資料研究中心，爭相變得更“懂”他們的使用者。

裸奔

聽起來非常完美，企業為使用者提供便捷、廉價的服務，使用者則在享受服務的同時，“順便”貢獻出自己的資料，兩得其所。

但問題是，通過科技手段收集來的資料，能像傳統的問卷調查一樣，淡化甚至完全抹去使用者的個人資訊嗎？換言之，大資料時代，我們怎麼去確定，這些企業蒐集資訊的過程中，不會精準定位到個人呢？

政府不能保證，企業無法保證，廣告商同樣無法無法保證。

斯諾登事件大家肯定都知道，英國《衛報》和美國《華盛頓郵報》在2013年報導，國家安全域性（NSA）和聯邦調查局（FBI）於2007年啟動了一個代號為“稜鏡”的祕密監控專案，直接進入美國網際網路公司的中心伺服器裡挖掘資料、收集情報，包括微軟、雅虎、谷歌、蘋果等在內的9家國際網路巨頭皆參與其中。

其實，早在不同場合，百度公司總裁張亞勤就說過，“斯諾登事件”之後，絕對隱私已經不存在。

物聯網的興起，則更加劇了這種矛盾。如今，任何物品都可以被設計成通過感測器蒐集和傳送資訊的模式了。以智慧家居為例，你的傢俱不僅會記錄你的一言一行，還會把這個資料彙集入終端，只要他們想，這些資料可以被“賣”或轉移給任何人、機構、組織。否則，你在淘寶網搜尋的商品，怎麼會出現在噹噹網的廣告推送中呢？

更值得正視的是，我們已經離不開這樣一個社會了。根據相關統計，2017年微信的使用者已經超過了9億，支付寶使用者已經超過5億，滴滴日均單量已經達到29.5萬單……新經濟已經隨著現代商業的發展融入所有人的生活中。

而身處這樣一個大資料時代，我們除了“裸奔”，似乎別無選擇。

邊界

既然無法迴避，那就得正視這個問題。

通盤考慮，不可否認的是，大資料技術其實是人類科學發展的必然成果。把錢放到銀行安全還是藏在枕頭底下安全？通盤考慮，肯定還是前者；為了個人的隱私安全，從此不用移動支付，不點網路外賣，不用網路專車？這大概也沒幾個人能做得到。

對於政府來說，其重要性同樣值得關注。它不僅能幫助提高國家能力，加強對某些領域的監管，還可以對社會群體行為進行預測，防止恐怖行為和騷亂。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它不需要約束。既然我們無法拒絕這個時代，那至少還得有個邊界。

2015年12月15日，歐盟執行委員會曾通過一份《一般資料保護條例》，被認為是目前國家上最嚴格的資料保護法律。尤其是鉅額的懲罰上限：對於不太嚴重的違法，罰款上限是一千萬歐元或前一年全球營業收入的2%(兩值中取大者)；對於嚴重的違法，罰款上限是兩千萬歐元或前一年全球營業收入的4%(兩值中取大者)，讓很多科技型企業望而卻步，也讓不少國際網際網路巨頭吃了虧。

我們當然不是要學這麼嚴苛的法律，畢竟，對於對於發展中的事物還是需要一些耐心和信心，而大資料更是可以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的事物。但是平心而論，中國對資料安全的立法，的確需要跟上了。

比如，關於資料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的問題，就非常值得關注。打個比方，使用者用微信聊天，這個聊天記錄是屬於使用者還是平臺；獲取聊天記錄需不需要本人同意；平臺在未告知本人的情況下將聊天資料用於商業用途，該怎麼定義這種行為？這一切都亟待相關部門出臺相應的法律和制度。

而這，既關乎商業倫理，更關乎每個人切身利益，絕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