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信縣是國家級貧困縣。
從北京坐車到陽信，需要先坐高鐵花三個多小時到山東淄博，然後坐上大巴一路向北進入濱州地界，兩小時後，還要再坐上 40 站公交，才能晃晃悠悠到達陽信縣的東部大鎮——商店鎮。
「跋涉」到這裡，只是因為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在一個農業與人口大省的某個貧困縣裡，一家關係到當地幾千人飯碗的地毯廠，決定大規模引進機器人進行作業。
這聽起來，似乎完美符合《紐約客》雜誌在去年 11 月發表的一篇封面特稿中對「工廠進入半開燈時代」的設定，也符合各種大會上專家們反覆探討的「機器替代人類打工仔」的某個典型。
然而我們在那裡看到和聽到的，卻是另外一番事實：
中國民營工廠遭遇的變革，因特殊的中國國情與農村環境，並沒有渲染上美國式製造業衰落與工人被迫下崗的悲壯色彩。
相反，一方面，農村的年輕勞動力們在竭盡全力把自己從車間中掙脫出來，而工廠，則迫切需要在勞動力極度短缺與競爭力低下的雙重推動下開始尋求新的出路。
在這裡，「被迫」屬於中國民營製造企業。
這家名叫瑞鑫的大型民營地毯製品公司，其前身是 1988 年成立的小桑福利地毯廠，後來被現任董事長黃春生等人買下。
在存活至今的 30 年裡，這家進行了數次體制改革（譬如曾與美國地毯銷售商諾瑞合資建廠，方便出口創匯）的民營企業，經歷過 2010 年前後地毯出口交易額屢破紀錄的輝煌時期，也遭遇過全球經濟進入蕭條期後的外貿出口沉重打擊。
但無論企業自身發展如何，它在當地人眼裡都是鎮上的「支柱產業」——全鎮人口不到 5 萬人，但在地毯廠工作的當地農民，就有至少 3000 人。
當然，從商店鎮在2018年上旬為自己申報的特色小鎮名號——「地毯特色小鎮」中，我們也能感受到這家地毯廠的經濟地位。
嚴格來說，瑞鑫的工廠並沒有建在鎮上，而是在離鎮中心大概有 5 公里的小桑經貿園區。在到達鎮上後，我只能再次出發，坐上另一路公交，穿過大片麥田、交錯狹窄且人煙罕至的小路以及稀疏破舊的磚瓦房。
「經貿園區到了，」公交車司機師傅指了指前方：「再走幾百米就能看到工廠大門，這邊做的基本都是地毯生意。」
就是這「幾百米」，證明了所謂「支柱」並不是虛話。
路兩旁的許多門頭房做的都是地毯印染、分銷、運輸以及紡織機器一類生意。電線杆上掛著的宣傳旗子上也印有「瑞鑫」和「扶貧」等字眼。
而圍繞這些地毯生意建立起來的，還有園區內郵局、銀行、餐飲等基礎設施，其儼然已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產業生態體系。
「這一片都是我的廠子，一共有 14 個分廠，你看到的這裡只是一部分，地毯倉庫在旁邊，棉麻紡織廠、光電機器還有數碼印花在另外的廠區。」董事長黃春生剛剛到工廠，就帶我繞了一圈。
很明顯，這與我曾經拜訪過的大型機械製造廠房完全不同。
入眼的只是一片看起來有些年頭的平房，廠房與廠房之間的小道上幾乎沒什麼工人經過，院子裡顯得空落落的，甚至連織機的聲音都聽不見，安靜得有些尷尬。
這些情形甚至讓我有些懷疑，所謂的「機器人」可能只是地方在用於宣傳「扶貧專案」的噱頭。
「實話講，我們最鼎盛的時候，工廠裡有 12000 多人，」黃春生大概 50 歲上下，雖然看起來精明老練，但說話非常直爽，很符合工廠主的形象。
他點了一根菸，一副對我在想什麼完全瞭然的樣子：「現在人其實也不能說少，3000 多人吧，但真的是很難招到了。」
根據他的描述，如果是 10 年前，工廠一招工就會有三四百人呼啦圍上來，周圍村子裡的人都需要託關係才能進廠打工。那個時候，地毯廠的工作就相當於一份鐵飯碗，比「公務員」地位還高；
而現在，經濟環境與結構都變了，人口紅利一過，有時候要「求」著人來工廠。不僅僅是他們這一家普通的毛毯廠，「招工難」已經成為全國各地民營中小企業一個普遍的難題。
「農村的孩子讀書讀的多了，想法變多的同時，也變懶了，現在換成我們求著他們了。但即便這樣也招不到人」，他搖了搖頭，像在嘲諷他們「孺子不可教也」，也像在嘲諷中國的實體經濟：
「技術創新、主動把握機遇，智慧化革命？哪有那麼多好聽的話，好聽的話都是你們和那些狗屁專家寫出來的。從本質上來說，我們用上機器，全都是被逼的。」
「做實業做了 30 年，經歷了太多心酸，我們做不了無用功。」
黃春生的感嘆，讓我想起阿耐的小說《艱難的製造》。
小說主人公劉鈞回國繼承了父親不大不小的舊農機廠，走上所謂的「自主研發」之路。然而，融資困難重重，各種政策攔路虎，還有業內殘酷競爭引發的抄襲風潮，外加高昂的成本投入、人才斷層與絞盡腦汁的員工管理……
製造業的「江湖」，實在是太難混。
沒有飛躍，沒有暴利，沒有奇蹟。這是所有民營製造企業的根本屬性。
「這鳥不拉屎的地方，還是在貧困縣裡，人才會來才怪，」黃春生指定的集團「接班人」，現任總經理周光明看起來比黃春生年輕很多，但據說銷售經驗豐富，現在主要負責開拓市場。
他看問題很現實，甚至傾向於「消極」，直接否定了我提及的「工廠能否招到技術人才」這個問題：
「現在城市和農村的年輕人都去做銷售和網際網路了，覺得來錢快，還不累；廠裡現在大部分工人都是周邊的農民。他們家裡有地，同時又在工廠有份活兒幹，一個月能掙三四千，暫時還覺得挺划算。」
的確，在整個工廠裡，特別是地毯加工車間內，年輕人的身影並不多。
走進前扎生產車間（地毯加工分前扎和後序，前扎就是用機槍把地毯基本輪廓織出來的過程），每塊高達兩米的地毯案板前都有一位拿著電動織槍的熟練工人，他們多數時間都要坐在那裡，提著手臂在白色底布上擺動織槍，有時候也要走下臺子整理紡錠和紗線。
如果你靠近毯面，那些遠處聽起來時高時低的轟鳴，就會變成像縫紉機踏板一樣密集的咔嚓咔嚓聲，擊打出的細碎浮毛也同時散入空氣中，被吸入工人的鼻腔裡。
很明顯，廠間裡大多是女工，而且年齡基本都在 30 歲以上，她們有些戴著口罩和手套，但大部分還是「赤手空拳」上陣。
「這個活其實不難，但是年輕人吃不了苦！有時候腰也疼，手指也疼，還會變形，」一位正在彎腰整理紗錠的女工臉色不是很好，
「但是讓我的話，也不會讓孩子到工廠上班，要不讀書幹嘛，一天站 6、7 個小時，這麼多毛，對肺也不好。」
不過讓人意外的是，她們都知道公司引進了機器，但卻沒有任何牴觸的表現。但是，與其說是「不排斥」，不如說是這些樸實的中國工人對機器人的到來沒有任何概念。
一位年齡 40 歲上下的女工在跟我聊天時明顯有些謹慎，但她對紡織機器的形容讓人眼前一亮——「上晚班的工友」。
「哪想那麼多，現在本來人就少，而且挺累的，我們自己也不知道能幹到什麼時候。」另一位年輕一點女工比較熱情，
「如果不是犯了重大錯誤，我們不可能被辭退。機器現在織不了太大的，好像是不能大於 8 尺？」她用手比劃了一下。
顯然，《紐約客》那篇文章中「美國製造工人們對機器的恐懼」，並沒有發生在這個中國小鎮上的紡織廠間裡。
實際上，這群地毯廠工人們的認知，更加符合中國國情。
讓中國著名導演周浩捧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的作品《棉花》，曾向我們清晰地展現出中國紡織行業小人物們的生活與思維方式。
無論是在陽光下因暴曬而「崇拜機器」的棉花采摘大叔，河南某棉紡廠因休不了假而哭鬧的棉紡女工，還是因訂單堆積不得不徹夜趕工的牛仔褲加工小哥，都是中國中小民營製造業的基層參與者。
他們，都可以被機器打上「可替代」的標籤。
然而，身在其中的人，無不在盼望讓機器解放自己；而身在局外的人，卻總是在擔憂這些人的何去何從。
但這絕不能說明「工人目光短淺」，僅僅是因為「未來不代表他們目前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而對很多「對技術一知半解」的勞動密集型鄉鎮工廠來說，用工短缺，相比降低成本，可能更為致命。
儘管一個偌大的前序加工車間可以容納至少 40 塊 3 米*6 米的地毯案板，但算下來，人工每天的生產效率其實並不高。
「大概平均每個工人每天可以做 7、8 尺的地毯吧，不會再多了。」
即便在嘴上強調招工難，但無論如何，「在保證訂單截止日期內完工的同時，盡最大可能降低成本」，才最終讓黃春生一咬牙拍板進了幾臺機器。
他們仔細算過一筆賬：一臺機器織出來的是 12 個人的量，白天頂 6 個，晚上頂 6 個，而且工人晚上不上班。
「我們找人算了很長時間，用機器之後，投入與產出差不多是 1:4，也就是投入 1 塊錢，產出 4 塊錢，不過這個比例現在是達不到的。」
是的，製造業的投入與產出之間，有著相對漫長的時間差。這也是多數投資者對實體制造業「唯恐避之不及」的重要原因。
以這種叫做「槍刺地毯智慧化機器人」的新生產裝置為例。在 2017 年剛開始引入時，一臺的價格高達 60 多萬，但即便後來降低了研發成本，每臺價格也不少於 30 萬。現在，工廠至少有 20 臺機器在機器在日夜不停地生產訂單。
用黃春生的話來說，「為了機器，這兩年自己的血槽都被清空了」：
「從找到東華大學的團隊，再到現在真正用起來，我前後投入了 2000 多萬。我們總說投入產出平衡，但是一兩年之內，根本不可能做到。」
實際上，工廠目前的經營情況談不上樂觀。
雖然黃春生透露工廠的年度總營收能夠超過億元，但他其實自始至終都沒有否認地毯廠的效益已經大不如前。
除了不停地往機械裝置採購與研發裡投入資本，工廠每個月發給工人們的薪水總額也超過 1000 萬元。某種程度上，公司需要肩負鎮上的「扶貧」重任；
另外，在 2017 年中旬國家進入歷史上環保最嚴格審查時期後，瑞鑫也在三廢處理上砸進去了不少錢，排放成本驟然上升。
「去年 5 月開始吧，那可真是最嚴的環保了。我一直都在鼓勵管理層和員工，不能停工，任何人都不能倒，大家一起想辦法去解決。所以在最艱難的那段時期，我們就真的一天都沒停工。」
而我們也發現，根據天眼查提供的資料顯示，2015 年 11 月，瑞鑫集團旗下的陽信諾瑞紡織公司曾經兩次向工商總局申請動產抵押（動產標註為「買賣合同」與「機器裝置」）。
這或許能說明，2015 年 2 月中國工商總局頒佈出臺的《動產抵押管理辦法》，曾給向來融資難，且一度進入破產高潮期的中小鄉鎮企業在一定程度上解了燃眉之急。
近年來，在經濟蕭條，以及歐美品牌紛紛將各類代工廠搬至東南亞的大環境下，死掉的民營工廠不計其數。譬如瑞鑫曾經的競爭對手，規模更大的濰坊地毯廠就已經宣佈倒閉。
就是在這種無數與瑞鑫同等規模的中小紡織企業早已被歷史吞噬的殘酷現實中，黃春生覺得自己的廠子「能苟活」，已經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情」。
「我們的訂單現在來看還不算少，畢竟有美國諾瑞銷售公司在那裡，比較容易出口，而且我們還在北京建立了地毯設計團隊。但實話講，工廠的利潤的確是越來越低了。
物料人力成本肯定是隨著年份逐漸增長的，但現在市場競爭太激烈了，很多時候你產品價格卻不得不調低，甚至要先放貨，然後再收款。
招不到人，效率又低，人家覺得你產能不行，沒有競爭力。一旦沒有競爭力，必死無疑。」
因此，無論是「當下」，還是「未來」，即使短期內投入與產出再失衡，機器也成了「為工廠續命」唯一且最好的選擇。
（圖例： 在引入機器後，空餘下來的大量扎板）
不過，作為一位 60 後的「土老闆」，黃春生引入機器人織毯的想法，是被「順帶」引發的。
「東華大學做紡織方面的程式在業內挺有名氣，我們一開始找到他們是因為做 ERP（一種生產管理系統），現在工廠都在做系統改造，最後我們才聊到了『機器人』 這個話題。」
在接觸中，黃春生發現東華大學機械製造學院正在做織毯裝置的演算法研究與商業專案，就想試試能不能合作自動控制織槍的定製裝置，畢竟自己的工廠真沒這方面的人才，也招不到這類人。
「我們是真沒人會做，那研發別人做，我只提需求還不行？一開始想的是，他們按照我們的想法弄一個程式，兩邊再一起搭個硬體框架，聽起來可行呀。但最後真沒想到會這麼難，這麼費錢！」
道理是這樣沒有錯，因為我們在廠間裡看到的機器人基本操作原則，與他的這番描述沒有什麼兩樣。
與人工前扎加工車間相比，機器人呆的平房要小上數倍，但卻明顯感到寬敞透氣了許多，因為只有 5 名機器操作工人與 8 臺「機器人」在進行「作業」。
每個機器人身上都安裝有多個槍頭同時在底板上進行「敲扎」，它們按照一定的軌跡把地毯圖案中像「花朵」「太陽」等細節圖形的邊緣勾勒出來，然後再逐漸填充完整。
這個順序很像小孩子學畫畫的步驟。
很明顯，這裡的工人看起來也更閒適一些：他們大多時候只需走來走去檢查機器槍織的圖案效果，或者檢查槍頭是否被線纏繞；
也會偶爾檢視一下機器人旁邊的操控皮膚，輸入幾個數字。只有在換紡錠和紗線時，才需要彎腰工作。
當然，這裡的溫度和噪聲，也都要比人工車間裡「溫和」許多。
其實在專業人士看來，這些裝置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機器人，它們更像是「被大型機械臂夾著的多根織槍，在白案上並肩作戰」。
或者更直白點，這就是一種從若干年前就開始流行的工廠自動化改造形式，並沒有用上像深度學習等更時髦的技術和理念。（其實除了高度自動化的重工業，棉紡等行業也陸續通過了自動化改造 )
只要操作工人或者設計師預先輸入一套設計好的地毯圖案，併為每一個色塊標好數字，裝置就可以按照「圖紙」自動在白板上填充色彩。
這一切聽起來都似乎很簡單。
「如果真這麼簡單，那我們國家的很多鄉鎮企業早不就做了？」實際上，整個「實施」過程，讓黃春生放棄了三次以上。
機器織毯機研發中的無數次失敗時常讓黃春生暴跳如雷，有幾次乾脆向東華大學及廠內專案組發出過「放棄」和「暫停」的 指令。「我好幾次都說不做了，是真的不想做了，」黃春生回憶。
通常來說，一塊色彩不那麼複雜的工藝地毯也至少有 6、7 種顏色。如果是熟練工人，就可以按照標好的色塊數字直接上手。譬如紅色的色塊都標 1，綠色的色塊都標 2，織完一塊斷開線，再織另一塊。
但如果讓機器完全按照人的思路走，那就要做到，每次都能在不斷線的前提下，把一張地毯上 n 個區域內的同一顏色型號連貫得填充好並走下來。
先扎哪裡，後扎哪裡，機器需要一條基於成本、呈現效果與效率的最優路線。
（圖例：設計室的工作人員在計算機上把圖案的每個色號都用阿拉伯數字標註出來，機器程式會按照給出的標註進行扎織）
「你不可能讓機器織毯子，屁股後面還跟著一個工人給每個色塊斷線。譬如你用紅線扎『高鵬展翅』這四個字，你得讓機器沿著一條最短的路線，連貫得走下來，這太難了。」黃春生覺得這種活讓機器來做，槽點簡直數不清，
「大學那邊的技術員跟我們做實驗斷過的線都是成捆的，這還不算上機械自己的故障，槍頭磨損。很多時候線頭過大不好接線，甚至織出來很多時候不好看也不均勻。」
除了程式出現的問題，硬體的採購也是一件麻煩的事情。黃春生對各個零部件的要求更高，最後拍板決定這套裝置的機芯就用日本造的，而鋁合金框架則來自香港供應商。
「成本高也有進口的原因在裡面，不過這軸心控制系統國內產的真的有點懸，後面我們慢慢可能會找一些替換，但是自己用的機器，要想壽命長一點，必須得保證質量。」
就這樣，從設計硬體架構，再到軟體系統，整個研發過程，黃春生把「寶」壓在了東華大學的團隊身上。後者幾乎可以被看作是外包的技術供應商。
一方面，作為地方民營工廠，工程人才的嚴重緊缺和斷層不言而喻；而另一方面，東華大學在紡織機器人研發方面具備了學術與商業化的雙重經驗。
在與東華大學取得聯絡後，一位機械製造學院不願透露姓名的研究生表示，學院已經早已有了可以承接業務的機器人公司，很多研究成果都已經商業化。
「不只瑞鑫一家，其實很多南方的地毯紡織廠也與我們取得了聯絡，正在引用這種類似功能的機器人。」
此外，我們蒐集到的國內涉及槍織機器人軌跡演算法的主要學術論文，其作者也基本來自於東華大學機械製造學院。
在論文中，他們找到了為機織圖案進行自動規劃與軌跡生成的方法，而「顏色量化與聚類」，「邊緣檢測」與「輪廓跟蹤」，就是其中最為關鍵的幾個步驟。
通俗來講，東華大學更像是為機械臂找到了一種類似 Uber 計算最優拼車路線的路徑選擇方法。
舉個例子，在演算法被執行的過程中，顏色 A 所在的 8 個不同區域，都會被演算法標記出色塊輪廓邊界的「起始點」與「終點」。而織頭每到一個點，就會劃出合適的半徑進行螺旋式填充，直到把同一個顏色的 8 個區域色塊全部填滿。
「理論上講最難的地方，在於如何在每個不同面積的色塊上選擇起始填充點與下一個候選填充點，畢竟每一個色塊都是由無數個點組成的。」
但是論文，僅僅只能證明演算法的可行性，而「現實中最難的地方」，就是軟硬耦合完成後那些讓黃春生大動肝火的工程性細節——有上面提到的關於機器本身的問題，當然，也有團隊內部對產品成本的分歧。
「我們飛去東華大學好幾次，他們也來工廠裡檢測過，雙方也因為材料和價格鬧過矛盾。他們會覺得我們有點吹毛求疵了。但我們用機器，東西做的不好效率再高有什麼用，再說用人也能勉強應付工期呀，何必再費這麼多功夫呢？」
不過總歸是暫時熬過來了。
在經過各種摔摔打打後，廠房裡幾十臺在織布上「手指翻飛」的機械手臂，已經不是那種只能在參觀時才曬出來的「面子工程」，而是實實在在正在生產美國幾家大型超市幾百份訂單的「金剛鑽」。
「眼見為實！你看到的，就是現在這些開著的機器，都是在生產訂單，昨天剛有一部分交貨。我們沒那麼多時間演戲，只想儘可能把花出去的錢快點兒收回來。」
(像圖中這種尺寸較大的地毯，機器暫時不能生產）
但是，就像黃春生說過的，他們可以信賴機器，與機器分攤責任，但經過這一段折騰，機器在他們眼裡其實還沒有「太大的本事」。
如今這 20 多臺機器，其實只是能應對海外市場中檔地毯的部分訂單，這在某種程度上既與地毯的手工藝品屬性有關，也與客戶需求及技術能力有很大關聯。
「很多客戶就是指明要手工地毯，這倒是其次，機器目前只能織那種小於 2.3*3 米的中檔地毯。因為圖案的複雜性與槍頭同時織布的數量有關，而尺寸太大的話，機器也挪動不了。」周光明解釋道。
因此，像杭州 G20 峰會定製的巨型地毯，只能靠瑞鑫廠子裡的工人先一塊一塊織出來，再最後拼接到一起。
「其實工人織多大的都行，但運輸很麻煩，所以五星級酒店大堂或者會展大堂用的那種地毯，都是先分成無數塊，但這也比機器人織的大很多。」
但無論是尺寸還是複雜程度，對於機器人來說肯定有升級的空間，不過有幾道加工工序是機器人無論如何都做不到的，這些工序都必須由後序廠間（為織出來的地毯做進一步加工整理）的工人一步一步完成。
掛膠、熨燙、裁剪、包邊……在高溫高溼的後序車間，沒有一個步驟是機器能做到的。
掛膠工人們需要把毯子清理乾淨後，用刷子把膠體一道一道塗抹在毯背上，這種技術要掌握「火候」，不能厚薄不均，也不能塗出布邊，更不能有漏膠。這些機器可能連碰都碰不了。
而熨燙、裁剪與包邊，也都需要工人或跪或趴在毯面上「慢工出細活」，這些工作不具備批量完成的特性。
「後序車間的工人可能會更辛苦一點，」後序廠間的負責人正在檢查地毯的包邊完成情況，他覺得機器如果能把後序的步驟解決，才是真的神奇，
「我們真的巴不得這些問題讓機器解決。」
黃春生覺得，搞研發，給工廠引進新裝置，絕大多數是從提升效率，縮短訂單交付日期，解決用工難等層面考慮，但其實這裡面還藏著他自己的一個私心：
希望能讓新機器，帶動整個工廠轉變一下舊思想。
「中央提的『新舊動能轉換』，其實最主要的還是想讓鄉鎮的土工廠轉變一下思想。譬如你看大家都提網際網路思維，我覺得這也很適合鄉鎮工廠，要求我們服務也要跟上；
那使用機器人，搞數字化，就是要讓工廠所有人知道，我們求變的速度也要加快。產品迭代塊，跟得上消費理念。」
從一位貧困縣裡的實業家嘴中聽到「網際網路思維」，已經讓人感到有些新奇；而當工人們開啟倉庫大門時，我們能明確感受到網際網路思維與數字化革命對鄉鎮民營企業帶來的深刻影響。
「這是北歐風，幾何無規則的形狀，現在年輕人都好這種風格，很乾淨簡潔。」倉庫裡，所有地毯都是按照不同風格進行了分類存放，他把一些城市裡年輕人喜好的品類，都掛在了顯眼的位置，
「當然也有阿拉伯風和中國風的，還有煤老闆喜歡的金碧輝煌風格的，不管怎樣都得按照客戶機市場的口味來做地毯。」
追趕網際網路與智慧化風潮，學習網際網路思維，解決最迫切的問題……對於一家小鎮上的地毯廠來說，做到這些實屬可貴。
然而，對於整個中國鄉鎮民營製造行業來說，這些還不是活下來的充分條件。
落後的家族管理方式，微弱的品牌意識，粗放式經營產生的環保問題，政策短視以及貿易壁壘，都是目前這個群體難以跨越的重重關卡。而一些局內人已經看到了，並在掙扎著做出一些改變。
但讓人嘆息的是，在一個被消費思維所湮沒的社會裡，他們就如同遠古的遺物，只能順應非實體化構築的新型宇宙，或者心甘情願為中國實體經濟做一塊默默無聞的瓦片。
有人說，製造業這個行當裡絕無理想主義者。但黃春生卻認為，「能在製造業呆住，就已經算是一個可靠的理想主義者」。
「民營企業的存活率只有 2.4%，30 年過去了，我們活下來我覺得很驕傲，不過也有可能幾個月或者幾年後就倒掉了。很多時候這也不是什麼效率或者產品可以決定的，到頭來支撐我們走下去的可能只剩下精神。」
臨走時，工廠門口的警衛大叔還樂呵呵地送我出大門。我問他日子過得怎麼樣，他說 ：
「現在就是跟著工廠過日子，工廠不倒我就在這裡。工作也沒啥可辛苦的，過得也就這樣。那環保局三天兩頭過來查排放，我們都得一起豎著耳朵，跟著一起著急唄。」
的確，敢做實業，願意耐得住性子，並敢主動尋求改變，也是一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