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軟體之父:“蘋果、微軟和Facebook等公司罪大惡極”

發表於2014-05-27

雖然已經年逾六旬,但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顯然沒能做到“耳順”。他會在任何時間、任何場合,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就自由軟體與意見相左人士展開激辯。

“自由軟體不等於開源軟體,你們完全弄錯了。”在接受新浪科技專訪時,他以此作為開場白。而在稍後的一場演講中,他對一個慕名而來的粉絲表達了同樣的不滿,並要求對方用一張帶有“Free Software(自由軟體)”標示的貼紙,遮住身上T恤的“開源”字樣。

1953年出生的斯托曼早已功成名就。他早年在哈佛大學讀書,並進入麻省理工大學(MIT)人工智慧實驗室,成為一名程式設計師。他和同事們構建了一個軟體分享社群,與圈子內外的程式設計師和科技人士分享程式碼、交流心得,一起對軟體進行迭代開發。

但從1980年代起,商業大潮席捲整個IT行業,IBM、微軟和蘋果先後崛起。斯托曼的大多數同事們放棄了初心,轉而編寫“非自由軟體”。黑客精神也開始異化,從最初的自由、分享、合作,轉向強調攻擊、破壞和入侵。

而斯托曼選擇孤獨前行,啟動GNU自由作業系統專案,開發文字編輯器Emacs等核心軟體,逐漸成為自由軟體運動精神領袖。他也因此被稱為“自由軟體之父”,並獲得眾多聲譽,包括麥克阿瑟獎、前線基金會先鋒獎等,並當選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在全球諸多大學擔任榮譽教席。

然而,顯赫的名聲並未為斯托曼帶來豐厚的收入和崇高的地位。直到現在,他仍需要靠世界各地的飛行演講賺錢,受關注程度也遠不如蘋果公司CEO蒂姆·庫克、特斯拉汽車CEO伊隆·馬斯克等新一代矽谷偶像。

與來華時鮮衣怒馬、前呼後擁的庫克、馬斯克等人相比,斯托曼走在北京街頭,幾乎無人能夠認出這位大名鼎鼎的自由軟體佈道者。他五短身材,大腹便便,走不了多遠就氣喘吁吁;灰白頭髮約有一尺長,而絡腮鬍子的長度與之相仿;挎著兩個黑色旅行包,一身不知名牌子的淺色休閒裝,和任何一個美國遊客沒有太多區別。

作為一個與企業沒有瓜葛的自由人,斯托曼在接受採訪時直抒胸臆,沒有商人式的猶疑與油滑。他以尖銳的遣詞造句和慣用的大嗓門,抨擊大公司,抨擊美國政府,抨擊教育體系,甚至抨擊一切不認同他的觀點的人。

在斯托曼看來,“自由軟體”才是王道樂土,其餘皆為異端邪說。“自由,而非免費”是他最喜歡的表述,也是他對“自由軟體”精神的極簡概括。

生活態度

對於斯托曼而言,“自由軟體”不僅是形而上的科技、道德和哲學命題,而是延展至形而下,成為一種生活態度。

一款軟體要符合什麼樣的標準,才能算是“自由軟體”?斯托曼給出了四個標準:使用者能夠自由執行軟體;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改寫軟體,並與他人合作,進行軟體的再次開發;能夠自由傳播、分發軟體;能夠自由傳播、分發軟體的修改版本。

“自由軟體”不僅意味著開發者需要將原始碼公開,提供給需要的人,還意味著軟體不能被後續的迭代開發者或企業用於專有目的,即不能“非自由化”。這與主流的智慧財產權觀念相牴牾,而斯托曼甚至不承認智慧財產權的存在,認為它是一種欺騙。

斯托曼認為,一款軟體如果不能滿足上述標準,就是“非自由軟體”,其特點是軟體控制使用者,而軟體擁有者控制軟體。他宣稱,這是一種“非正義權力”,屬於“數字殖民”。

然而,在大公司主導軟體開發的當下,真正“自由”的作業系統和應用程式少之又少,基本侷限於GNU/Linux平臺及相關應用程式。斯托曼當然不肯選擇“非自由軟體”,這就導致了他的選擇餘地很小,陷入了一個有關自由的悖論。

他的辦公裝置是一臺古老的上網本,螢幕僅有10英寸大小,CPU則是非主流的龍芯處理器。由於硬體配置遠遠落後於時代,這款裝置的效能非常低下,就連開啟網頁的速度也要比主流筆記本慢很多。

但是,當被問及為何不換用ThinkPad或MacBook時,斯托曼的不屑溢於言表:首先,這臺電腦的效能已經能夠滿足他的需求;其次,它能夠在BIOS、硬體驅動、作業系統和應用程式層面上全面使用自由軟體,這是其他筆記本都做不到的。

他不使用智慧手機。事實上,他甚至不喜歡看到別人在他面前使用搭載封閉系統的iPhone,而Android手機也只是勉強可以接受。當他需要打電話時,要麼使用固定電話,要麼借用別人的手機,因為“這樣‘老大哥’就不知道是誰在打電話,也不知道我在哪裡了”。

斯托曼厭惡手機,根本原因在於他認為手機必然會收集使用者資料,並提供給NSA(美國國家安全域性)等政府機構。他說:“手機的基帶晶片有一個通用後門。當我們談及Android等系統的自由軟體時,一般停留在使用者軟體層面;但基帶晶片搭配的軟體絕不是自由軟體,NSA能夠藉此獲取資料。”

大公司的貪婪

斯托曼毫不掩飾對大公司的憎惡。“非自由軟體的惡,源於大公司的貪婪。”蘋果、微軟和Facebook等公司罪大惡極,只有谷歌尚可入得法眼,但也不過是“尚未變壞”罷了。

那麼,這些公司是怎麼作惡的呢?斯托曼認為,他們將軟體改造成“惡意軟體(malware)”。“他們的軟體會監控或是限制使用者,即所謂‘數字手銬’;他們植入後門,甚至把資料上傳給審查機構——蘋果是始作俑者,而微軟亦步其後塵。”

在他看來,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是一個“聰明而貪婪的商人”,而蘋果已故創始人史蒂夫·賈伯斯是一個“邪惡天才”。谷歌的兩位創始人拉里·佩奇和塞吉·布林,因Android允許使用者安裝未授權應用而得以倖免。

這種偏激的人物評價方法已經讓斯托曼遭受了不少非議。3年前,當賈伯斯去世時,斯托曼在個人網站上稱,“我不會為他的死而高興,卻會為他的離開而高興”。此言一出,輿論一時譁然。

而在上週末接受採訪時,斯托曼對此解釋道:“我不會慶祝任何人的死亡;但是,我很高興賈伯斯不能夠再危害人間了。”他認為,賈伯斯是一個“邪惡天才(evil genius)”,他弄懂了如何把電腦打造成數字監獄,並讓它們光彩動人,使人們自願“入獄”。

他的“結案陳詞”是:“賈伯斯造成了永久的傷害;直到現在,我們依然在竭力消除這種傷害。”他還表示,蘋果裝置的“越獄(jailbreak)”是完全合情、合理、合法的,甚至應該立法禁止生產封閉裝置。

對於谷歌,斯托曼認為只有兩款服務尚可一用:搜尋引擎和Gmail服務,它們可以在自由軟體的環境下執行。但即使是谷歌搜尋,他也要在別人的電腦上使用,以防“谷歌知道我瀏覽和搜尋了什麼”。

遠離網路

斯托曼對於自由軟體的極端推崇,甚至上升至了善惡層面。他說:“非自由軟體是惡,而自由軟體是善在IT領域的部分體現。”他還把那些不使用自由軟體的人稱作“蠢蛋(sucker)”。

這種觀念讓他對整個網際網路,乃至整個科技圈產生了濃厚的不信任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陰謀論的桎梏。在他看來,與自由、安全、隱私相比,便利性可以忽略不計。

他用一款古老的軟體從網際網路上下載電子郵件,然後斷開網路連線,寫好回覆,然後再連上網路,批量傳送郵件。他會在無法上網的航班上寫好郵件,待落地後聯網發出。與喜歡“時刻保持線上”的普通網民不同,他在大多數時間裡玩的都是“單機版”。

他不使用Facebook,因為這同樣會導致個人資料被收集;WhatsApp等基於手機端的社交應用更是被視為洪水猛獸,不足為道。只有Twitter得到了部分認可,但他要求使用者在“發推”之前禁用瀏覽器的Javascript,因為Twitter會利用它推送非自由軟體。

他不懂社交傳播和病毒營銷。他沒有部落格,沒有社交網路個人主頁,也沒有在YouTube上開通自己的頻道。他的個人網站也非常簡陋,只有一些文字和超連結,談不上有任何美學角度的考量,簡單粗暴。

斯托曼的頑固讓他顯得與時代格格不入,就像一塊稜角分明卻百無一用的化石。然而,原教旨式的繁雜行動綱領讓他感到滿足,並期冀推而廣之,惠及世人。“我已經擺脫了非自由軟體。但我一個人逃離還不夠,每個人都應該享受自由。”他說。

他想教人們更加理解“自由”的價值:“你必需做出選擇:是自由更重要,還是便利更重要?在獲取你的資料時,他們會給你一些便利;但在其他場合,他們會讓你不知不覺地遭受損失,或是受到限制。”

在他看來,自由軟體和非自由軟體不是“好”與“更好”的問題,而是水火不容的非黑即白。兩者已經共存數十年,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也將繼續共存下去,但斯托曼的態度卻是“不妥協”。“如果想要自由,就沒有與非自由軟體共存的空間。”他說。

  尋求政府支援

但斯托曼也承認,無論是在中國還是美國,自由軟體的發展狀況都不夠理想,基本侷限在工作站和微機等企業級市場,以及一小群極客中。

他呼籲個人使用者拋棄傳統桌面作業系統,轉向GNU/Linux平臺,並換用完全不會收集使用者資料的應用程式。在他看來,“如果你允許一家公司收集你的資料,那就是把自己的喉嚨暴露在NSA的屠刀之下。”

但是,使用者能夠很快接受一個陌生的作業系統嗎?斯托曼認為這不是問題。他舉了一個例子:自由軟體活動家馬克·希爾(Mako Hill)決定將一所學校從Windows遷移至GNU/Linux系統。他重灌了學校所有電腦的作業系統,並告訴大家這是一次“作業系統升級”。雖然軟體和圖形介面有所不同,但人們都很快接受了變化,使用起來並不困難。

斯托曼反覆強調,使用者不是“不能”接受自由軟體,而是“尚未”瞭解和接受。許多人並不知道自由軟體;但在加以解釋後,他們是能夠理解這一理念的。“他們愚昧,不代表他們愚蠢。”他說。

但在國家層面,他不相信美國政府會在近期公開支援自由軟體,因為它不僅從微軟、蘋果等大型企業獲取政治獻金,還有智慧財產權和版權保護機構的遊說。

不過,自由軟體已經在南美取得成功。支持者包括阿根廷、委內瑞拉、厄瓜多、烏拉圭、玻利維亞、祕魯等國政府;他們將非自由軟體視為來自美國的威脅,是從事間諜活動的工具。

中國政府亦已意識到了過度依賴Windows XP等非自由軟體的危險。今年4月8日,微軟宣佈停止XP的安全更新。工信部隨後宣稱,希望使用者關注XP的潛在安全風險,並將加強支援Linux作業系統的研發;國家工程院院士方濱興表示,升級至Win7或Win8比續用XP更危險,政府應扶植國產作業系統,逐步替換海外產品。斯托曼對此大加讚揚,稱“使用Windows XP簡直是瘋了”。

國內民眾對於自由軟體的理解也日益深入。1994年,斯托曼第一次來華演講,彼時無人知道該如何從自由軟體賺錢,也無法想象為了公益而合作開發;如今,自由軟體已經在中國開花結果,擁有不少忠實擁躉。

但是,斯托曼空有一腔熱血,至今尚未得到國內官方的認可。如果沒有官方的支援,自由軟體在中國的推廣之路將非常艱難。

他希望與官員面談、傳遞理念,卻始終不得接見,只能在各個高校巡迴演講,或是接受企業邀請收費講課。與庫克、馬斯克等人首次來到中國就馬不停蹄地拜會官員相比,斯托曼十多次來華,卻始終在各種圈子的邊緣徘徊。

國內自由軟體倡導者、哲思網創始人徐繼哲是斯托曼的好友,曾多次策劃後者來華。他並不認為自由軟體將徹底壓倒非自由軟體。對於自由軟體在中國的發展,他要冷靜得多。

“它更大的作用是開啟人們的思路,比如說手機應用要求獲得大量許可權是否必要等。”他說。

斯托曼正越來越不像一個IT領袖,反而日漸向憤世嫉俗的犬儒評論家靠攏。他的個人網站上充斥著各種政論,議題包括“支援綠黨”、“抵制《哈利波特》”等,以及“不要和蘋果做生意”、“不要和亞馬遜做生意”之類的內容。

這位不修邊幅的61歲美國老人能讓人聯想起很多東西,比如哈雷摩托,手槍決鬥,西部牛仔,哈瓦那雪茄。他已經不再年輕,也沒有了年少時的創造力和想象力;但自由軟體已成為他的精神樂土。在採訪最後,這位老兵自信言道:“我不會妥協,也沒有尋找退縮的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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