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已經年逾六旬，但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顯然沒能做到“耳順”。他會在任何時間、任何場合，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就自由軟體與意見相左人士展開激辯。
“自由軟體不等於開源軟體，你們完全弄錯了。”在接受新浪科技專訪時，他以此作為開場白。而在稍後的一場演講中，他對一個慕名而來的粉絲表達了同樣的不滿，並要求對方用一張帶有“Free Software(自由軟體)”標示的貼紙，遮住身上T恤的“開源”字樣。
1953年出生的斯托曼早已功成名就。他早年在哈佛大學讀書，並進入麻省理工大學(MIT)人工智慧實驗室，成為一名程式設計師。他和同事們構建了一個軟體分享社群，與圈子內外的程式設計師和科技人士分享程式碼、交流心得，一起對軟體進行迭代開發。
但從1980年代起，商業大潮席捲整個IT行業，IBM、微軟和蘋果先後崛起。斯托曼的大多數同事們放棄了初心，轉而編寫“非自由軟體”。黑客精神也開始異化，從最初的自由、分享、合作，轉向強調攻擊、破壞和入侵。
而斯托曼選擇孤獨前行，啟動GNU自由作業系統專案，開發文字編輯器Emacs等核心軟體，逐漸成為自由軟體運動精神領袖。他也因此被稱為“自由軟體之父”，並獲得眾多聲譽，包括麥克阿瑟獎、前線基金會先鋒獎等，並當選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在全球諸多大學擔任榮譽教席。
然而，顯赫的名聲並未為斯托曼帶來豐厚的收入和崇高的地位。直到現在，他仍需要靠世界各地的飛行演講賺錢，受關注程度也遠不如蘋果公司CEO蒂姆·庫克、特斯拉汽車CEO伊隆·馬斯克等新一代矽谷偶像。
與來華時鮮衣怒馬、前呼後擁的庫克、馬斯克等人相比，斯托曼走在北京街頭，幾乎無人能夠認出這位大名鼎鼎的自由軟體佈道者。他五短身材，大腹便便，走不了多遠就氣喘吁吁；灰白頭髮約有一尺長，而絡腮鬍子的長度與之相仿；挎著兩個黑色旅行包，一身不知名牌子的淺色休閒裝，和任何一個美國遊客沒有太多區別。
作為一個與企業沒有瓜葛的自由人，斯托曼在接受採訪時直抒胸臆，沒有商人式的猶疑與油滑。他以尖銳的遣詞造句和慣用的大嗓門，抨擊大公司，抨擊美國政府，抨擊教育體系，甚至抨擊一切不認同他的觀點的人。
在斯托曼看來，“自由軟體”才是王道樂土，其餘皆為異端邪說。“自由，而非免費”是他最喜歡的表述，也是他對“自由軟體”精神的極簡概括。
生活態度
對於斯托曼而言，“自由軟體”不僅是形而上的科技、道德和哲學命題，而是延展至形而下，成為一種生活態度。
一款軟體要符合什麼樣的標準，才能算是“自由軟體”？斯托曼給出了四個標準：使用者能夠自由執行軟體；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改寫軟體，並與他人合作，進行軟體的再次開發；能夠自由傳播、分發軟體；能夠自由傳播、分發軟體的修改版本。
“自由軟體”不僅意味著開發者需要將原始碼公開，提供給需要的人，還意味著軟體不能被後續的迭代開發者或企業用於專有目的，即不能“非自由化”。這與主流的智慧財產權觀念相牴牾，而斯托曼甚至不承認智慧財產權的存在，認為它是一種欺騙。
斯托曼認為，一款軟體如果不能滿足上述標準，就是“非自由軟體”，其特點是軟體控制使用者，而軟體擁有者控制軟體。他宣稱，這是一種“非正義權力”，屬於“數字殖民”。
然而，在大公司主導軟體開發的當下，真正“自由”的作業系統和應用程式少之又少，基本侷限於GNU/Linux平臺及相關應用程式。斯托曼當然不肯選擇“非自由軟體”，這就導致了他的選擇餘地很小，陷入了一個有關自由的悖論。
他的辦公裝置是一臺古老的上網本，螢幕僅有10英寸大小，CPU則是非主流的龍芯處理器。由於硬體配置遠遠落後於時代，這款裝置的效能非常低下，就連開啟網頁的速度也要比主流筆記本慢很多。
但是，當被問及為何不換用ThinkPad或MacBook時，斯托曼的不屑溢於言表：首先，這臺電腦的效能已經能夠滿足他的需求；其次，它能夠在BIOS、硬體驅動、作業系統和應用程式層面上全面使用自由軟體，這是其他筆記本都做不到的。
他不使用智慧手機。事實上，他甚至不喜歡看到別人在他面前使用搭載封閉系統的iPhone，而Android手機也只是勉強可以接受。當他需要打電話時，要麼使用固定電話，要麼借用別人的手機，因為“這樣‘老大哥’就不知道是誰在打電話，也不知道我在哪裡了”。
斯托曼厭惡手機，根本原因在於他認為手機必然會收集使用者資料，並提供給NSA(美國國家安全域性)等政府機構。他說：“手機的基帶晶片有一個通用後門。當我們談及Android等系統的自由軟體時，一般停留在使用者軟體層面；但基帶晶片搭配的軟體絕不是自由軟體，NSA能夠藉此獲取資料。”
大公司的貪婪
斯托曼毫不掩飾對大公司的憎惡。“非自由軟體的惡，源於大公司的貪婪。”蘋果、微軟和Facebook等公司罪大惡極，只有谷歌尚可入得法眼，但也不過是“尚未變壞”罷了。
那麼，這些公司是怎麼作惡的呢？斯托曼認為，他們將軟體改造成“惡意軟體(malware)”。“他們的軟體會監控或是限制使用者，即所謂‘數字手銬’；他們植入後門，甚至把資料上傳給審查機構——蘋果是始作俑者，而微軟亦步其後塵。”
在他看來，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是一個“聰明而貪婪的商人”，而蘋果已故創始人史蒂夫·賈伯斯是一個“邪惡天才”。谷歌的兩位創始人拉里·佩奇和塞吉·布林，因Android允許使用者安裝未授權應用而得以倖免。
這種偏激的人物評價方法已經讓斯托曼遭受了不少非議。3年前，當賈伯斯去世時，斯托曼在個人網站上稱，“我不會為他的死而高興，卻會為他的離開而高興”。此言一出，輿論一時譁然。
而在上週末接受採訪時，斯托曼對此解釋道：“我不會慶祝任何人的死亡；但是，我很高興賈伯斯不能夠再危害人間了。”他認為，賈伯斯是一個“邪惡天才(evil genius)”，他弄懂了如何把電腦打造成數字監獄，並讓它們光彩動人，使人們自願“入獄”。
他的“結案陳詞”是：“賈伯斯造成了永久的傷害；直到現在，我們依然在竭力消除這種傷害。”他還表示，蘋果裝置的“越獄(jailbreak)”是完全合情、合理、合法的，甚至應該立法禁止生產封閉裝置。
對於谷歌，斯托曼認為只有兩款服務尚可一用：搜尋引擎和Gmail服務，它們可以在自由軟體的環境下執行。但即使是谷歌搜尋，他也要在別人的電腦上使用，以防“谷歌知道我瀏覽和搜尋了什麼”。
遠離網路
斯托曼對於自由軟體的極端推崇，甚至上升至了善惡層面。他說：“非自由軟體是惡，而自由軟體是善在IT領域的部分體現。”他還把那些不使用自由軟體的人稱作“蠢蛋(sucker)”。
這種觀念讓他對整個網際網路，乃至整個科技圈產生了濃厚的不信任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陰謀論的桎梏。在他看來，與自由、安全、隱私相比，便利性可以忽略不計。
他用一款古老的軟體從網際網路上下載電子郵件，然後斷開網路連線，寫好回覆，然後再連上網路，批量傳送郵件。他會在無法上網的航班上寫好郵件，待落地後聯網發出。與喜歡“時刻保持線上”的普通網民不同，他在大多數時間裡玩的都是“單機版”。
他不使用Facebook，因為這同樣會導致個人資料被收集；WhatsApp等基於手機端的社交應用更是被視為洪水猛獸，不足為道。只有Twitter得到了部分認可，但他要求使用者在“發推”之前禁用瀏覽器的Javascript，因為Twitter會利用它推送非自由軟體。
他不懂社交傳播和病毒營銷。他沒有部落格，沒有社交網路個人主頁，也沒有在YouTube上開通自己的頻道。他的個人網站也非常簡陋，只有一些文字和超連結，談不上有任何美學角度的考量，簡單粗暴。
斯托曼的頑固讓他顯得與時代格格不入，就像一塊稜角分明卻百無一用的化石。然而，原教旨式的繁雜行動綱領讓他感到滿足，並期冀推而廣之，惠及世人。“我已經擺脫了非自由軟體。但我一個人逃離還不夠，每個人都應該享受自由。”他說。
他想教人們更加理解“自由”的價值：“你必需做出選擇：是自由更重要，還是便利更重要？在獲取你的資料時，他們會給你一些便利；但在其他場合，他們會讓你不知不覺地遭受損失，或是受到限制。”
在他看來，自由軟體和非自由軟體不是“好”與“更好”的問題，而是水火不容的非黑即白。兩者已經共存數十年，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也將繼續共存下去，但斯托曼的態度卻是“不妥協”。“如果想要自由，就沒有與非自由軟體共存的空間。”他說。
尋求政府支援
但斯托曼也承認，無論是在中國還是美國，自由軟體的發展狀況都不夠理想，基本侷限在工作站和微機等企業級市場，以及一小群極客中。
他呼籲個人使用者拋棄傳統桌面作業系統，轉向GNU/Linux平臺，並換用完全不會收集使用者資料的應用程式。在他看來，“如果你允許一家公司收集你的資料，那就是把自己的喉嚨暴露在NSA的屠刀之下。”
但是，使用者能夠很快接受一個陌生的作業系統嗎？斯托曼認為這不是問題。他舉了一個例子：自由軟體活動家馬克·希爾(Mako Hill)決定將一所學校從Windows遷移至GNU/Linux系統。他重灌了學校所有電腦的作業系統，並告訴大家這是一次“作業系統升級”。雖然軟體和圖形介面有所不同，但人們都很快接受了變化，使用起來並不困難。
斯托曼反覆強調，使用者不是“不能”接受自由軟體，而是“尚未”瞭解和接受。許多人並不知道自由軟體；但在加以解釋後，他們是能夠理解這一理念的。“他們愚昧，不代表他們愚蠢。”他說。
但在國家層面，他不相信美國政府會在近期公開支援自由軟體，因為它不僅從微軟、蘋果等大型企業獲取政治獻金，還有智慧財產權和版權保護機構的遊說。
不過，自由軟體已經在南美取得成功。支持者包括阿根廷、委內瑞拉、厄瓜多、烏拉圭、玻利維亞、祕魯等國政府；他們將非自由軟體視為來自美國的威脅，是從事間諜活動的工具。
中國政府亦已意識到了過度依賴Windows XP等非自由軟體的危險。今年4月8日，微軟宣佈停止XP的安全更新。工信部隨後宣稱，希望使用者關注XP的潛在安全風險，並將加強支援Linux作業系統的研發；國家工程院院士方濱興表示，升級至Win7或Win8比續用XP更危險，政府應扶植國產作業系統，逐步替換海外產品。斯托曼對此大加讚揚，稱“使用Windows XP簡直是瘋了”。
國內民眾對於自由軟體的理解也日益深入。1994年，斯托曼第一次來華演講，彼時無人知道該如何從自由軟體賺錢，也無法想象為了公益而合作開發；如今，自由軟體已經在中國開花結果，擁有不少忠實擁躉。
但是，斯托曼空有一腔熱血，至今尚未得到國內官方的認可。如果沒有官方的支援，自由軟體在中國的推廣之路將非常艱難。
他希望與官員面談、傳遞理念，卻始終不得接見，只能在各個高校巡迴演講，或是接受企業邀請收費講課。與庫克、馬斯克等人首次來到中國就馬不停蹄地拜會官員相比，斯托曼十多次來華，卻始終在各種圈子的邊緣徘徊。
國內自由軟體倡導者、哲思網創始人徐繼哲是斯托曼的好友，曾多次策劃後者來華。他並不認為自由軟體將徹底壓倒非自由軟體。對於自由軟體在中國的發展，他要冷靜得多。
“它更大的作用是開啟人們的思路，比如說手機應用要求獲得大量許可權是否必要等。”他說。
斯托曼正越來越不像一個IT領袖，反而日漸向憤世嫉俗的犬儒評論家靠攏。他的個人網站上充斥著各種政論，議題包括“支援綠黨”、“抵制《哈利波特》”等，以及“不要和蘋果做生意”、“不要和亞馬遜做生意”之類的內容。
這位不修邊幅的61歲美國老人能讓人聯想起很多東西，比如哈雷摩托，手槍決鬥，西部牛仔，哈瓦那雪茄。他已經不再年輕，也沒有了年少時的創造力和想象力；但自由軟體已成為他的精神樂土。在採訪最後，這位老兵自信言道：“我不會妥協，也沒有尋找退縮的藉口。”